打工干部回乡起“鲶鱼效应”(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9月21日10:34 广州日报大洋网

　　文／图：本报特派记者文远竹、张青梅

　　说起南下打工的经历，咸安首批选派锻炼的干部范汀桥仍唏嘘不已。

　　打工日记

　　范汀桥《打工日记》2001年3月8日（节选）

　　“自从脚一踏上深圳，我全然没有以前到其它城市的那种好奇和兴奋，除了疲劳就是压抑。第一次打电话回家，听到妈妈的哭声，我心好疼。父母是疼我的，尽管我三十好几的成年人了，在他们眼里，我还是个孩子。只怪我不争气，从部队回来这么多年，浑浑噩噩而过，既没有什么业绩，又没有为家有所积累。加之，家里的经济状况与日俱下，我已经别无选择了。

　　自从到这里，每夜都有《少年包青天》的电视剧，每次听到主题歌时，就想起在家看此片时，两个孩子跟着唱的情形，心里非常想念，非常牵挂———事已至此，为了70多岁的父母，为了两个可爱的孩子，我要奋斗！开弓没有回头箭！只要能赚钱我什么苦都要吃，不行我就做两份工作。当然，还要靠上天保佑，给我提供一些机遇，使我可能发展。”

　　范汀桥《打工日记》2001年7月5日（节选）

　　“昨天一夜没睡，坐到凌晨5点半，然后洗衣洗澡。忙完后，我产生了要到人才市场看看的想法。老板让我本月17日离开，而我去向都没定，怕到时就来不及了。7点出门，到外边吃了两根油条、一碗豆浆。

　　人才市场还没有开门。我想这是来得最早的一天，应该有所收获。又在门口复印了几份简历，买了一份特区报。看到上面有几个单位的职位我可以应聘。上到楼上，买了门票，填了三份表，准备投三个单位。有几家开始自认为可以，结果到聘位一看，才知要求外语，电脑要熟，只得作罢。

　　最后，投了正一浩实业、太古源酒店家具有限公司、生德包装有限公司等三家。我简历上写的本科，生德公司要看我的毕业证。尽管它收了我的简历，但希望不大。但正一浩、太古源的希望很大。快12点，人又累又困。这种求生存的滋味，只有日后再来回味，现在根本没有精神去品味。反正，不是个滋味。

　　2001年2月5日，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以区委的名义下发了《关于选派干部到经济发达地区锻炼的通知》。10天后，第一批187名“打工干部”便踏上了南下的列车。直到今年2月第五批201名公务员开拔，咸安这个45万人口的县级区，3年中共选派846名干部前往沿海发达地区打工，回乡后的打工干部大多得到了提拔，而区乡两级财政也因此每年节省约400万元。

　　锻炼干部财政减负一举两得

　　近年来，湖北、江西等许多地方像咸安一样，纷纷派出机关干部南下打工，据有关部门初步统计，这批打工干部已超过10万。咸安区的打工干部在全国最早，规模也最大，无疑将吸引我们更多的关注。

　　为何要派出一批又一批干部南下打工？是地方财政困难下的无奈之举，还是真心想改变当地干部的固有思想和传统用人机制？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可能两者兼而有之。

　　每月平均只领150元工资

　　1999年咸安区委书记宋亚平上任之时，这个京广铁路、107国道、京珠高速公路边上的县级区的经济裹足不前，是全省38个贫困县市之一：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干部数量惊人，还有3亿元的财政欠款待偿还，干部基本工资不能定期发放。

　　早些年曾辞掉湖北省政府公职、只身去南方当搬运工的宋亚平萌发了推行“干部打工改革”的思路：进党校学习做“官学生”或到沿海挂职当“客座官”，干部没有紧迫感，而干部外出打工，即使在皮鞋摊上擦皮鞋，坚持两年，也会体会到市场竞争的激烈，激发出珍惜干部岗位努力工作的积极性。

　　区委为此专门下发通知，选派干部打工时间为两年，每月150元工资一次发清，两年时间自己闯荡，组织上不给联系工作，并特别规定，今后提拔干部优先从选派干部中挑选。

　　南下故事

　　揣800元南下最终月薪7000元

　　“那是一次刻骨铭心的经历。”作为第一批南下打工的干部，范汀桥在递给记者三大本《打工日记》时说：“这里面记录的尽是我那两年的艰辛经历和感受。”

　　范汀桥部队转业后在乡镇人武部长等岗位上一干就是14年，2001年2月27日，怀着“出去检验一下自己能力”的想法踏上了南下打工之路。一转眼10天过去了，尽管天天往人才市场里跑，工作还是没着落，出门带的800元所剩无几。

　　接下来的日子，范汀桥住旧仓库，当酒店保安，有几次还差点上当受骗，尝尽了人间冷暖。他一边在人才市场找工作，一边听里面的免费讲座，给自己紧急充电。皇天不负苦心人，打工结束前，他已经做到月薪7000元的“宅急送”深圳公司副总经理。要不是咸宁方面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地催他回去，他可能已经再升一级。

　　最大收获是“学会了做事业”

　　回咸安后，范汀桥升任为咸安区市场管理中心主任。回忆起那段打工经历，范汀桥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便是“学会了做事业”，“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原来是有价值的，我的锐气、我的能力在企业里得到充分发挥。同时，企业也锤炼了我的忠诚度，以后不管我到哪里，我都会以单位为家，拼命地干。”

　　不止范汀桥，许多南下打工干部都深切体会到了市场经济的巨大冲击，一位打工干部对记者说：“过去在咸安当干部，按部就班，工作漫不经心，没有半点危机感，办事磨磨蹭蹭，今天做不完，留到明天做。现在这个地方不同，竞争残酷啊。老板不养活闲人，市场不相信眼泪，干不了请走，没有情面可言。”

　　炼成回乡

　　为咸安注入了一针“清新剂”

　　事实上，打工归来的范汀桥确实为咸安注入了一针“清新剂”。到了咸安区市场管理中心后，他发现中心的很多人都自顾自地捞钱捞物，根本没有企业里的那种“忠诚度”。一个在中心干了11年的老职工，驾驶公车与人相撞，人家陪了他3000元，他只报给中心150元，其他的全部揣进了自己的腰包，范汀桥知道后，立马让他走人。此举让所有职工为之一震。

　　市场管理中心一直是咸安比较难管的一个部门，所谓“管理就是收费”，菜农果农怨声载道。范汀桥上任后，从改善市场环境入手，让进场者心甘情愿地交纳“服务费”。

　　据咸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斌洋介绍说，“干部外出打工，还真正实现了‘结交一批朋友，带回来一批投资者’的目的。”

　　“城市经营”不花一文修好路

　　近年来，在打工干部的牵线搭桥下，来咸安的投资者越来越多。两年来，全区招商引资达5.8亿元。区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熊秋生外出打工当上了某机械公司副总经理，打工回来后便将公司的一个车间开到了咸安，每年光上交税收就达70万元。

　　改革，过去在咸安只是区委书记宋亚平等少数人推崇的理念，现在，正被更多的人所接受。桂花镇有条街道，一下雨就成了淤泥坑，最严重的一次，一天摔倒了20多辆摩托车，要修路得100多万元，镇里却掏不出这笔钱。打工干部镇权当上书记后，没要政府掏一分钱，就把路修好了，而且还赚了10多万元，他用的是“城市经营”的思路：谁修路，谁得道路两边的商业开发权。结果投资商自己找上门来。

　　鲶鱼效应

　　打工干部获得认同

　　打工干部：回来后大多得到提拔

　　打工干部发挥的“鲶鱼效应”不容忽视。前两批打工干部中，除了30多名干部主动申请延长锻炼时间外，其他人都已回到咸安，而且大多得到提拔重用。第一、二批中被提拔任用的有80人，去年全区改选的12名乡镇“一把手”中，打工干部占了5名。

　　选派的第一批外出打工干部虽有187名，但毕竟只占全区干部的百分之一，当时就有人提出疑问：“单靠这些人，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原有体制的弊端和风气？”

　　党代表：需要有新理念的干部

　　事实证明，陆续返回的打工干部虽然占少数，却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干部制度改革方面，都发挥出了巨大的激活效应。

　　最明显的就是，老百姓对“打工干部”的好感与日俱增。一个乡镇在书记改选时定了两个人选，其中一个是区委比较有把握的，而另一个是打工干部，没想到选拔时打工干部高票数获选，不少党代表表示：“咸安需要有新的管理理念的干部。”

　　专家：南下打工培养“内生力”

　　武汉大学著名经济学家周运清教授认为，很多落后地区都选派干部到沿海地区挂职学习，但惟有派干部南下打工的效果最好。因为这是生命的体验，是培养“内生力”的有效途径。如果落后地区的干部队伍建设都能像咸安那样有紧迫感，内地的机构和体制改革也不会像今天这么难。

　　打工干部同时也减轻了咸安的财政压力，现在咸安每年在外打工干部的人数维持在400人左右，区乡两级财政就此可节省工资支出300万元，办公费用100多万元。

　　鲶鱼效应

　　挪威人爱吃沙丁鱼，但捕捞的沙丁鱼运回渔港时，常常已经死了，卖不出价。为此，聪明的渔民出海捕鱼时，总是先准备几条鲶鱼，和捕获的沙丁鱼一齐放入水槽。鲶鱼因其活力而四处游动，偶尔追杀沙丁鱼；沙丁鱼则因发现异己分子而四处逃窜。整槽鱼被扰得上下浮动，就能保证沙丁鱼活蹦乱跳地运进渔港。这一现象被称为“鲶鱼效应”。“鲶鱼效应”常常被引用到经济活动中，并演变为一种竞争机制。（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