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众生相：关于余秋雨

　　最近漫游书店，于最醒目处见余秋雨先生之新作《借我一生》，随手翻阅，首印居然高达40万册。噫，当今之世，还有谁的散文能卖上如此印数？此为余秋雨先生之独享也。据说《借我一生》一书是余秋雨先生最后一次的封笔之作，我辈幸矣，能在有生之年目睹其封笔大作。又据说此书被余秋雨先生命名为“记忆文学”，据说其内容“全部可信”。

　　然“全部可信”本身就不可信。遥想当年余秋雨先生以《文化苦旅》而暴得大名，从此一纸风行海内外，创下“文化大散文”之美名，声势至今不衰。而且带动了坊间所谓的“文化大散文”之创作热潮，此又是余秋雨先生之功也。

　　然人怕出名猪怕壮，在余秋雨先生成为“文化明星”以后，非议蜂起。先是寻章摘句者指责《文化苦旅》有诸多硬伤，后有少壮派的新锐学者余杰痛骂余秋雨为“文革余孽”，“忏悔”一说成为知识分子的争论焦点。

　　纵然如此，余秋雨先生并不畏惧，而是沉着应战，先是说那些批评他的人都是站在盗版集团一边，给批评他的“一小撮人”以致命一击。然后与余杰握手对话，澄清自己在“文革”中的笔墨生涯，此招化敌为友，有四两拨千斤之妙。接下来几次宣称“封笔”，化被动为主动，一举扭转了极其不利的局面，可谓是“任凭它枪林弹雨，我自屹然不动”。

　　《文化苦旅》是余秋雨先生的代表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他的成名之作(戏剧方面的专著只是小圈子里的影响)。余秋雨非常聪明，在一个经济、文化剧烈变化的时代，他以《文化苦旅》的写作在文化(历史)的市场推销方面，获得了令人惊异的成功。

　　按批评家朱大可先生的话就是：“《文化苦旅》首先在上海的《收获》杂志连载，而后，在经过了市场的反复测试之后，才在出版社结集出版。而后是一个消费者的盛大晚宴。余文被不断连续地出版、转载、报导，成为中国各大城市的主要畅销图书，它甚至出现在几乎所有的中文网站或杂志上，与鲁迅和林语堂的作品一道成为现代散文的经典之作。一时间，大有不读余文、羞谈文学之风。”

　　然而仅仅着眼于文化(历史)的散文写作，在余秋雨之前早有人练习过，但他们却远远没有余秋雨那种极端的走红。余秋雨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善于“煽情主义的话语策略”与“苦难和甜蜜之间的杂糅”以及“民族话语和道德话语”、“人格结构与忧患意识”的包装，正是这几种创作手法的互融使他的散文成为“文化大散文”成功出土的标志，突破了以小日子、小情趣、小思想和小笔触为基本特徵的“小散文”的副刊风格。

　　就创作学的角度看，余秋雨散文中那个独行于“文化苦旅”途中的“大我”，他的感情抒发是否存在真切性的缺失，事实上比某些篇章中的“硬伤”更为致命。因为这些问题涉及到当代散文整体走向和审美趣味的评价。

　　当代汉语的写作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散文的辉煌有赖于写作者自身人格、人性、艺术的全面提升。散文是最开放的写作文体，它的容纳量非常之大，一切打破常规的写作都可以在散文的大旗下生存。在节奏迅速的时代里，我们需要从容不迫的慢思，在慢思中达到散文的大美。当小说家将散文写成休闲小品、谈文论艺时，如投枪如匕首般的锋芒渐渐隐去，可能投枪、匕首般的锋芒不合时宜，但真正的写作便是不合时宜的写作，散文应体现出人性的亮度与人心的光泽。

　　广州的林贤治先生在《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书屋》杂志2000年第3期)一文里对散文有这样的定义：“散文对自由精神的依赖超过所有文体。”确实如此，正如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的导言中所述：“现代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

　　从当代散文的整体发展及其走向来说，余秋雨的散文创作对当代散文并未提供太多的贡献，尽管他比当下任何一位散文作家都要走红。细观余秋雨的散文，发现其中内含一种书写模式，譬如《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作品都有“小说叙事＋诗性语言＋文化感叹”的创作元素。这种缺乏变化的话语模式最终让阅读者厌倦，因为它无法提供更多的阅读可能性。“小说叙事＋诗性语言＋文化感叹”这种僵化的三位一体话语模式与散文本身固有的自由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格格不入的。

　　余秋雨的散文很容易就获得了世俗性的巨大成功，但在精神深度上却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文学不是抚慰品，不是按摩椅；文学是向阅读者诉说自己的愤怒的呐喊和良心的呼声。文学是让阅读者重温语言的初始意义，那就是言为心声的人生见证，说话，而且是说真话，而且是说出真相。

　　文章来源：美国《侨报》 文/张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