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1日《新京报》报道，郎咸平教授日前在上海挂出免战牌，表示将不再继续深入讨论国企产权改革方面的问题。
这场国企产权改革的争论，真的就要这样结束了吗？假设如此，则不仅是遗憾，也更令人担忧。抛开观点本身的正误是非，郎咸平教授引发的这场大讨论，总归是十分有益的。我们面临的国企改革问题是一个历史性的难题，世界上、历史上都没有什么特别成功的经验可以援引。但在某种意义上，这次改革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因为其涉及到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时代积累的庞大遗产，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处置，不单单是个经济问题，也不单单是个公平问题。如果不能做到较为妥善，或许，将为整个社会的政治、民情、经济伦理等带来严重后果。
这么一场重要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必须有一个完善的理论体系作支撑，而一个完善的理论体系必须是开放的、必须是经过充分争论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郎咸平教授挟“异见”出场，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幸事———他的价值，与他的观点正确与否无关，而恰恰在于他的与众不同。一项决策，应该既论证“可行性”，也论证“不可行性”，郎咸平教授的工作便是后者，在某种意义上，其价值还要甚于前者。
郎咸平教授的离场，留下的不仅是一个理论的难题。在理论本身的意义之外，该事件有着更多层面的提示。比如我们必须反思：为什么正在关口上、正是需要学术前行“探路”的国企改革，却最终把学术“赶跑”了？我们的学术环境，是怎样的一种状态？真理不辩不明，为什么学术界不能对“异见”再尊重些、再友好些？
说真的，那些针对郎咸平的充满感情色情的强辩，让人很自然地想到近年来人们对经济学界的质疑，甚至也能想到曾有人发出的“警惕理论和金钱结盟”的警告。
作者:郭之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