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档案管理工作必须走出封闭状态

　　9月16日《当代商报》消息，备受当地媒体关注的汤国基状告湖南省教育厅行政不作为案，日前在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原告的诉讼请求被依法驳回。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作为国家分配体制内的大学生，汤国基竟然不被任何一个单位接收。此后若干年里，汤国基一直为自己的分配问题奔波。他当过小学代课老师，考过研究生，到过一些院校应聘当老师，但奇怪的是，哪怕笔试和面试的成绩再好，只要档案一调过去，马上就被退回原籍。直到去年7月，汤国基才发现，原来都是自己档案里的两句话惹的祸：一句是“该生长期患有头昏失眠等症状，有时精神有反常现象”；另一句是“该生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不宜于担任教学工作”。为此，他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申诉。

　　当地法院之所以驳回汤国基的诉讼请求，是因为“被告已经实施了与其职责相应的行政作为”。然而，人事档案里那两句如影相随、折腾了汤国基这么多年的“鉴定”，虽说早已被权威的医学鉴定推翻，但始终未能改变他的就业状况———也许，这里面还夹杂有其他复杂的因素，加之相关部门人事更替，如何甄别仍需时日。

　　仅就“鉴定”而言，如果人事档案管理制度的透明度稍微高一点的话，汤国基何至于直到20年之后才“如梦初醒”？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的人事档案管理制度基本上是在十分封闭的的情况下运行。对个人政治态度、学习表现、工作业绩的“鉴定”，通常是由本人所在学校或单位的“组织”作出的，而且鉴定内容又多半不与被鉴定人见面，其机密度之高出乎常人的想像。我们可以说，这种带浓厚政治色彩的“机密”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但是在改革开放几十年后的今天，“机密”档依然阴魂不散，就值得反思了。

　　在我看来，人事档案管理制度的改革十分滞后。这种滞后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制度设计陈旧，对个人学习、工作的鉴定，几十年一贯制，秘而不宣，弄得玄而又玄，极少尊重被鉴定者的人格尊严；其二，评价体系僵化，“组织鉴定”实际上多由主管领导或相关部门少数人说了算，以至人事评估标准失衡，缺乏公正性；其三，监管机制失范，在人力资源管理上，不少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拥有话语霸权，且权力运行基本处于监管盲区，他们在人事档案管理上的失误，有时可以改写一个人的命运。从人权角度而言，这种缺乏监管的绝对权力，有可能对公民个人造成灾难性后果。

　　传统的人事档案管理制度是封闭型历史时期的产物，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大力打造人本政府的今天，建立以人为本、适度开放的人事档案管理体系，已经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