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村官”问题要猛药与缓药并重

　　兰考乡镇部分镇、乡、村干部竟然挪用胡锦涛总书记的救灾款；村委会准许已婚女青年离婚；村支书儿子婚宴40桌，酒席摆进校园，师生放假一天半；8村官结成“腐败同盟军”，公款给“小姐”开资；规定猪、羊啃青打死不赔偿的违背国规的村规民约被村委会通过执行；广州某一村官随身携带公章建房多占地；某地村官举债400万建豪华办公楼、村官私建房屡拒拆除还放言“到处是违建”；……

　　类似的新闻，类似的报道，接连不断的在报章、电视台、网络媒体中出现，加深着我们的头脑中的图式：最末流的一村之官身上的问题已经很多了。

　　据某地政法机关最近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村干部违法犯罪呈上升趋势，“村官”腐败成为破坏农村社会稳定的一大根源，由此引发的群众上访，举报占到了总量的70%以上。在某种程度上，70%的数字，从实证的角度印证了村官问题何其多的残酷现实。

　　仅通过总结已经揭露出来的村官犯事的新闻事件，可见时下部分村官身上主要存在着贪污腐败、专权霸道、欺压百姓、自私自利、唯我独尊等不可忽视的问题。他们的肖像俨然是一个“地头蛇”式的土皇帝。

　　按理说，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既不是国家行政机关、也不是拥有实权的事业单位，“村官”根本算不上什么官，不具备犯错的诸多条件，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那又是谁赋予其犯事的特权？谁助长了村官贪污腐败、专权霸道、欺压百姓的特权，谁又提供了不少村官违纪犯法、不怕天不怕地、不怕法、不怕权的土壤呢？追其原因，不外乎村官的素质低下，农民缺乏民主意识，封建残余思想根深蒂固，稍有上线者，还会在农村制度、现行的法律法规、农村历史等方面寻找根源。其潜台词是，村官问题由来已久，不可假日予以解决，须做长期工作。上述原因，有一定根据，一定的道理，但是，笔者认为，村官接连不断的犯事根源在于熟人社区的腐化的文化生态所致。

　　村庄是每个村民都相互熟悉的“乡土社会”、熟人社区，他们低头不见抬头见，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一样的地理环境、一样的生活条件造就了村民相似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它们构筑了相对封闭的文化生态。传统社会，族长或村长依靠个人威望拥有分配全村村民利益的权力。现代社会，现行的法律和行政法赋予了村官巨大的农村资源支配权。

　　村官之所以敢于放豪言、吹牛，敢于光天化日之下欺压村民，是他们熟知农村熟人社会的潜规则，谙熟乡村的各种生活规则，依据其家族势力，依托法律赋予的巨大的农村资源支配权，抓住了村民怕“县官不如现管”的心理，抓住了上级权威“天高皇帝远”造就的鞭长莫及的短处。以“天时、地利、人和”称霸一方，鱼肉百姓。著名作家路遥在《人生》有这么一段经典的描写，当高加林在马店学校的教师职位被村大队书记高明楼整掉后，高加林愤怒欲报复，其父其母极力劝阻，饱经世故的父亲高玉德以一副老谋深算的样子劝诫儿子说，“你听着，你不光不敢告人家，以后见了明楼还要主动叫人家叔叔哩，脸不要沉，要笑！人家现在肯定留心咱们的态度哩”，甚至他还嘱咐其妻明天给高明楼送去一筐自留地的茄子。这种被村官欺压反而要送去笑脸、送去实物的奉承心态正是熟人社区的村民集体无意识的文化生态写照。它孳生了村官接连不断犯事的重要的土壤根源。

　　在此语境内，尽管村官麻烦事多，芝麻事多，但是人人还是想当村官，想在这个社区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特别是在今日利益格局重新分配的现状下，更是如此，不可否认，一些村官确实为民服务，为民让利，为民谋福，但依然有许多村官以“村权”为已谋取额外利润。正如一位“富人村官”说，“我们毕竟与上面领导、部门打交道的机会更多，在了解相关政策、获取有关信息上肯定要便利点，商业机会相应肯能够会多一点”。用权夺利，用权谋私利，是村官问题多，人人又竞相争当村官悖论的重要根源之一。

　　总之，村官问题已到了要解决的地步了。笔者认为，要解决村官问题，要猛药与缓药并重，法律惩罚与道德教化并重，制度建设与教育普及并重。首先，削夺村官手中巨大的农村资源支配权，其次，提升村民素质，普及农村民主，驱除农村腐化的文化生态，建构适应新农村的文化生态，最后，以新农村文化背景、提炼好的做法提升为刚性的、科学的制度，以制度、法律规范村官个人行为。(稿源：红网)(作者：刘继忠)(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