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给2000多万民工子女公平受教育的机会？

　　新华网浙江频道9月24日电 （方列夏海微）随着中国农村改革的深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成为城市里一个规模巨大的特殊社会群体。据统计资料显示，截至2004年，我国外出务工农民人数达到8000万以上，并且规模还有持续增大的趋势。在这批流动大军中，大约有2000万以上义务教育阶段的学龄儿童和少年随同他们的父母一起流入城市。这些农民工的子女在异地他乡是否与当地孩子一样具有受教育的同等权利呢？

　　令人尴尬的捐资助学荣誉证书

　　开学第一天，外地在义乌务工人员宋效春收到了女儿从学校带回的一本荣誉证书，上面写着宋效春，你捐资10400元助学，功在千秋，特此表彰，下面的署名是浙江省义乌市教育基金会。望着这本价值万金捐资助学荣誉证书，年近四十的他不禁潸然泪下。

　　宋效春1996年从老家安徽农村到浙江义乌打工，至今已整8年。今年6月，女儿宋丹丹小学毕业，老宋决定把女儿送到义乌稠江中学就读。这是一所公办学校，听说教学质量还挺不错，最主要的是，学校离家最近。可是非户籍所在地的孩子报考稠江中学，需要参加由学校统一命题的入学考试。7月9日早上考完试，10日学校就张贴出了一份缴费清单。原来学校已经根据昨天的考试成绩，划分出了ABCD四个档次。成绩最好的学生，需交纳9600元／三年的借读费；成绩在B档的需交纳11000元／三年；C档的则需交纳13000元／三年；如果成绩在D档，则一律不予接收。学校还规定，如果第二天下班前不交钱，孩子就将失去就读资格。

　　老宋看到自己女儿的名字列在B档，需要上交11000元，其它杂费、作业本费等还不计算在内。老宋一下懵了--这可是自己一家人两年的积蓄啊！

　　老宋夫妻俩每年的收入不高，还要负担一个读小学的儿子和两位老人，家里经济压力很大。但是想到孩子的未来，老宋还是东拼西借筹足了这笔钱，准备给女儿作学费。有位朋友告诉他，只要有教育系统的人给学校打个招呼，就可以少交600元。老宋试着让女儿小学的一位老师给帮忙打个电话，竟然真的成功减免了600元。

　　然而开学后女儿带回家的捐资助学荣誉证书却令老宋愤怒了：我吃都吃不上，还捐款？一看到这本证书，我心里不知道有多难过，真是堵得慌啊！老宋表示：我来义乌8年，为这里多少也有点贡献，其它方面的不公平我都可以忍受，可是我的孩子竟然连受教育的机会都与城里的孩子不平等……

　　据了解，像老宋这样为了子女的受教育问题愁眉不展的农民工并不在少数。大多数民工子女因为交不起赞助费，有的已经转到条件相对较差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中去，还有的干脆辍学了。在杭州打工6年的石先生不得不在开学前把儿子送回了安徽老家。尽管在老家已经没有什么亲戚了，石先生夫妇也很想把孩子留在身边，可一问各家小学的赞助行情，石先生还是把孩子送了回去。宋效春的姐姐同在义乌打工，她的三个孩子都到了读中学的年龄，因为交不起三个人的赞助费，只好让小儿子继续读书，而另两个女儿辍学去打工。在浙江武义打工的刘先生告诉记者，在武义，民工子女要想去公办学校上学，一个小学生就需交纳8000元赞助费。这些钱对于收入低微的农民工来说，真是一笔天文数字。

　　学校--我们也很无奈

　　为什么要向农民工子女伸手要如此高昂的赞助呢？对此，各家学校也有自己的苦衷。

　　稠江中学的傅校长告诉记者：这样做实在是迫不得已。据他介绍，义乌市的本地人口与外来打工的农民工人数已基本持平，都是60多万。而且大部分农民工都是拖儿带女过来的，把家安在了义乌，成为新一代的移民。稠江中学面临着农民工子女就学人数逐年增大的压力。如果这些农民工的子女一个都不接收，对学校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更是对农民工的不负责任。但是学校的规模和师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如果全部接收进来，既不可能，也不现实。傅校长感叹道，想来想去，我们还是决定用这个办法来解决，让成绩好一些的，家里经济负担不是那么重的学生进来。

　　傅校长从事了多年教育工作。谈起农民工子女入学不公平的问题，他表示这种现象的确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要真正达到公平，恐怕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他说：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当然希望所有的农民工孩子都和城里的孩子一样，有着公平受教育的机会。可是教育资源毕竟是有限的。我们也很无奈。对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傅校长表示：我的想法是大力发展民办教育。政府应该给民办教育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比如在土地审批的程序上给予方便，在师资力量上给予支持。让更多的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一样，成为优质教学力量，为民工子女就学提供方便。

　　记者通过深入走访了解到，在浙江各个县市区，像稠江中学这样收取赞助费的现象还是相当普遍的。有群众反映说，在义乌，稠江中学由于刚刚起步，知名度不算大，所以收取的费用也不算高。那些知名度更高的公办中学，收取的赞助费最高可达3、4万。

　　专家--基层政府亟需转变观念

　　从9月1日各中小学陆续开学至今，浙江地区教育乱收费的投诉电话就一直处于热线状态，其中农民工的投诉电话占了总数的1／3以上。对教育机会的合理分配与调节，实现教育公平正成为我国广大进城务工就业农民日益迫切和强烈的呼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浙江大学APEID中心执行主任汪利兵博士认为，从农民工投诉部分学校乱收费热这一现象本身来看，可以证明中国广大农民工的维权意识正在逐渐增强。汪博士表示，2003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公安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在农民工子女收费问题上，要做到收费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应该说，在保障农民工子女入学公平性的问题上，我们是有法可依的。

　　汪博士认为，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基层，也就是各县市区政府是执行相关政策的方式。汪利兵说：在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上，各个基层政府的认识高低层次是很不相同的。有些基层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有几大担心：首先，他们担心农民工子女受教育人数太多，会给当地政府的财政带来很大的压力；其次，他们担心当地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办得好了，会造成跟风现象，即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都会把他们的子女送到那些办学比较好的城市公办学校，从而给城市的优质教育带来极大负担。

　　一位长期从事基层教育工作的中学校长表示，很多人都认为民工子女侵占了城市的教育资源，这本身就说明他们还没有把民工真正当成城市的一部分。农民工对当地城市的建设发展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城市基础建设离不开他们。他们一般从事着繁重甚至危险的、城里人不愿干的工作，却拿着低廉的工资。他们同样是这个城市的主人，不应该对外来民工区别对待。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入学高峰过去，许多城市的教育资源出现了剩余，有的地方甚至已经开始考虑整合教育资源，将一些规模小的学校撤掉，而与此同时却有民工子女没有地方上学，或是要为上公立学校交纳昂贵的赞助。因此从根源上讲，保障农民工子女入学公平性关键要看是否真正把民工当成了城市的一部分。

　　汪利兵博士认为一些基层政府亟需转变观念。农民工的子女以后很有可能就是你这个城市的市民，他们的素质好不好，与你这个城市能否长远发展息息相关。一般农民工分布比较密集的地区多是沿海发达地区，当地政府的财政实力相对来讲是比较雄厚的，在教育经费上的困难并不突出，如果做好对外来人口的登记管理工作，对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的条件加以限制，比如有无固定职业和固定收入，包括居住年限等方面加以规范，应该能够解决基层政府所担心的跟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