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出台的法律文件《量刑指导规则》（下称《规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褒贬不一。9月21日红网刊发了刘吉涛先生的《制度，给了法官偷懒的权利》，文中说，《规则》“固然可以防止个别法官枉法，却给了全体法官偷懒的权利，不仅不利于法官队伍的建设，同时也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我以为，《规则》不但与法官偷懒无关，而且有利于法官队伍的建设和司法公正的实现，刘吉涛先生的观点值得商榷。
首先，要明确一个问题，自由裁量权包括刑法实体性自由裁量权和刑法程序性自由裁量权。《规则》中到底有些什么条款，没见媒介全文报道，只是说发布《规则》的目的，是使法官的量刑步骤和量刑方法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达到“不同时期、不同法院、不同法官对案件事实基本相同的被告人，做出的量刑结果保持基本平衡，实现量刑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均衡”。如此看来，《规则》只是限制法官的属于实体性自由裁量权中的量刑自由裁量权，并没有限制法官在定性方面、案件事实方面、法律适用方面等自由裁量权。诉讼中提交法庭的证据，那由证据体现的情节，由证据组成的事实，以及案件定性和法律适用等等，都需要法官运用法律、经验、智慧来一一具体裁量。例如，被告人的防卫行为是否超过了必要限度？被告人的强奸行为是否已经实施？被告人多次盗窃但未达到数额较大应否定罪？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自首或立功？被告人犯罪金额确认为多少？这些犯罪金额是装进贪污罪的“口袋”还是受贿罪的“口袋”抑或巨额来源不明罪的“口袋”？对这些问题，无不需要法官结合刑法规范和具体案件事实进行裁量。何来刘吉涛先生所说的“《量刑指导规则》实际上把法官变成了‘法律工匠’”，“导致法官的偷懒”，“只要会加减法即可”呢？
其次，《规则》只是限制法官的量刑裁量权，并没有取消法官的量刑裁量权。而适度限制法官的量刑自由裁量权，已成为各国包括我国刑事立法的趋势及刑事立法改革的重大目标之一。我国立法过于粗疏灵活，刑期充满了弹性的空间：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死刑……众所周知，事物是有双面性的，量刑自由裁量权过大也会适得其反，会导致程度不同的量刑不当、司法不公、甚至司法擅断、量刑畸轻畸重，这点已被我国司法实践所反复证明的不争事实。对我国最早进行规范化量刑研究的理论专家赵廷光教授说：“量刑的不公正和不均衡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规则》的出台是对“量刑的不公正和不均衡”的一种有力回应，是消除群众强烈反映的“同案不同判”的量刑失衡现象以及法官恣意“量刑裁量寻租”的一帖良药。何来刘吉涛先生所说的“不仅不利于法官队伍的建设，同时也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呢？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设定是有时代性和阶段性的。在法官素质提高到相当高的程度、法官的职业保障相当完善、法院裁判的公正性能够得到社会广泛认可时，那么，就应当尽量给法官设定足够多的自由裁量权，使法官在审判时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但是，在当前我国人民群众对司法擅断、量刑畸轻畸重、司法腐败反映仍然强烈的背景下，就应当对法官的裁量权予以最严格的限制。我国著名法律专家陈兴良教授指出：“要培养职业法官群体。法官是自由裁量权行使的主体，职业法官群体的形成是确保裁量权正确行使的基础条件。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官应当具备四种美德，即公正、节制、谨慎和坚韧。应当说，这四项美德，是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品质基础，否则将不可能作出公正的裁量。此外，法官还必须具备较高的专业素质。”那种呼吁我国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应当比肩于西方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非议《规则》的观点，是用假定的前题抹杀和掩盖了现实的环境和条件，结论难免有失公允，对实践也是极其有害的。
其实，司法公正不公正，对一般老百姓来讲，最直观的就是判决结果，也就是判多长时间。我相信，旨在量刑规范化的《规则》有利于在某种程度上限制法官在司法实践中“随心所欲”的权力，有利于体现司法公正。(稿源：红网)(作者：王慈生)(编辑：徐志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