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官问责：提高执政能力的制度化建设

　　《重庆晨报》9月25日报道，在重庆市举行的第三次全国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协作会上，我市首创的“高官问责制”成为会议的焦点，多数与会代表高度评价这一制度并向国务院法制办建议在全国推行。

　　推行高官问责制度，是重庆市健全行政责任体系的重要措施。今年7月1日，重庆市出台实施了《重庆市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高官问责的政府规章。该办法针对政府工作的薄弱环节，围绕依法“治”官、依法治权，创新监督机制，规定了18种问责情形和7种责任形式，对政府行政部门“一把手”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进行过问和追责，着力解决决策失误、治政失当、权力失控、政令失畅和行为失范等问题，目前已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课题。在16届4中全会闭幕不久之时，把这一好的高官问责制度在全国推行，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无疑是一件利好的消息。因为它有利于充分体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有利于充分体现党和政府以人为本、对人民负责的理念，有利于充分体现依法行政、从严治政、赏罚分明的要求，有利于警戒各级官员转变作风，力戒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形成良好政风。

　　为什么要提倡高官问责？道理很简单，各级官员特别是高官肩负着人民的重托，权力大，责任重，理应恪尽职守，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对于他们，理应落实责任，务必落实责任，有过错就应该追究，有责任就应该承担。不这样做，就推行不了责任政治，建立不起责任政府。

　　“高官问责制”虽然以文件形式出台是重庆市的首创，但事实上从去年SARS严重爆发以来，中央高层就果断免去了北京市市长和卫生部部长两位重要省部级高官的职务，此举相当于爆发了一次强烈地震，震撼了全国乃至整个世界。今年以来，被国务院列为“三起特大事故”中海油、吉林、密云等领导先后引咎辞职。中石油总经理马富才因重庆井喷事故而获准引咎辞职；密云县县长张文也因密云灯展践踏事故被北京市要求引咎辞职；吉林市因中百商厦特大火灾事故吉林市政府主要官员被引咎辞职。以上典型案例都说明官员问责已经成为了中国政治生活的常态。

　　中国历史上的罢黜官员有自己的一套行规，多由官员上司来执行。虽然也有诸葛亮的自行降职，但离西方国家的引咎辞职还相距甚远。真正意义上的引咎辞职制度，是在现代政治理念与运作方式出现之后，才成熟起来的“游戏规则”。西方国家发明并运行“引咎辞职”这一官员主动问责机制，是对政治信誉的维护，更是对政治成本的抑制——重大事故天然就会引起公众的注意，民众监督、舆论监督甚至政党监督，都会直接指向谁该负责、如何负责的讨论与追问，在这种局面下，主动色彩强烈的引咎辞职，不仅可以化解可能被逼入死角导致更大政治困境的危机，而且能够以权责一致、勇于担当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追回因为事故丢失的分数。

　　近些年来，中国重特大安全事故进入多发期，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和政府的声誉。出于杜绝恶性事故的需要，2001年，国务院制定了《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其中提出，如果发生特大安全事故，相关省市的主要负责官员必须承担责任。重庆市出台实施了《重庆市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对特大安全事故的定性更加细化，涉及18种情形者将被追究责任，问责对象直指市政府所属各部门“一把手”。

　　重庆首创出台并执行的“高官问责制”立法理念很新，它不仅要对行政执法过错追究刑事责任、行政责任，而且拓展到了政府责任和道义责任。建立引咎辞职制度，明示出官员不仅要对上级负责更要对其治下的百姓负责，在此基础上加强透明与民主监督，对于提高各级官员的责任意识、真正落实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将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稿源：红网)(作者：徐晓)(编辑：徐志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