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律师制度创建与发展全过程见证者钟惠华：律师事务所现代化尚需时日

　　本报记者　曾庆春　贺信

　　今年是我国律师制度恢复25周年，年过古稀的钟惠华的律师生涯比制度恢复还多出3年。他说自己“见证了新中国律师制度的创建、中断、重建及发展至今的全过程。”

　　1979：

　　在注目中走上辩护席

　　1979年7月11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一宗集团抢劫案。眼看就要开庭，工作人员还在楼上楼下找凳子——此时的大法庭已经满座了，组织者不得不在窗户外面加座，40多位驻穗领事馆的外国人也坐在其中。

　　众目睽睽之下，钟惠华穿着笔挺的白衬衫走入法庭，坐上写有“辩护人”字样的律师席——上一次出庭担任辩护律师，已是20年前的事了。

　　此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过去半年，而离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还不到一个星期。

　　前一天晚上，钟惠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准备辩护内容。“注意啦，不要被打成右派！”夫人司徒一边唠叨，一边把他的衬衣熨了又熨。“不会的”，钟惠华安慰妻子说，“建国以来广东省也从来没有哪位律师被打成右派”。

　　钟惠华继50年代中期之后的第二段律师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1956：

　　找律师就像医院排队挂号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当时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和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的董必武，在大会发言中说：今后不但可能而且必须逐步制订比较完备的法律，以便有效地保障国家建设和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

　　两年后，上个世纪40年代从中山大学法学院毕业的钟惠华，从广州市公安局办公室调入广东省第一个、也是50年代广州市唯一的律师机构——广州市法律顾问处。

　　钟惠华当时住在顾问处二楼，“每天一大早就在人声鼎沸中醒来”。当时的律师数量有限，“有的当事人为了能请到律师，天未亮就在法律顾问处门口等候。”钟惠华说，“就像医院看病需要大清早就挂号一样。”

　　谈到创建时期的律师制度，钟惠华喜欢在前面加上“人民”二字，“50年代的新中国首批律师的职业道德风貌是值得称道的。”

　　1959年4月，国家司法部被撤销。广州市法律顾问处并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文革”时被彻底“砸”掉。钟惠华调入体委工作，事业上的第一个春天也就此结束。

　　律师代办处：

　　律师制度恢复的先声

　　1976年2月16日，广东汕尾东北公海海面笼罩在浓雾之中。荷兰籍“士打高雅”轮与中国远洋公司的“南洋”轮发生碰撞。“南洋”轮沉没，船上原油完全流入中国沿海，造成重大污染。

　　1977年2月至9月，中方派遣的两名兼职律师经过三轮艰苦谈判，终于粉碎了外方企图逃避责任的企图，挽回经济损失折合人民币1600多万元。

　　“广东省委负责同志从中看到了律师在涉外海事案件、尤其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钟惠华回忆说，“省委负责同志口头指示法院考虑成立律师机构。”

　　经广州市委同意，“广州律师代办处”于1979年6月正式成立。“对外是民间性质的独立机构，对内归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党委领导”。1979年2月，钟惠华调回“广州律师代办处”担任律师。1979年12月，广州市法律顾问处在代办处基础上恢复重建。

　　钟惠华告诉记者：这是恢复律师制度的先声。

　　律师事务所：

　　走向现代化还需20年

　　1983年至1985年，钟惠华作为法律顾问，参加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中外合资项目、投资总额达40亿美元的广东大亚湾核电站的合同制订与谈判。

　　1984年，钟惠华担任广州市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主任，筹建广州市第一个以涉外经济为主要业务的律师事务所。

　　此后，钟惠华当选第一、二届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还曾受司法部的指派参加《律师法》的起草和调研工作。

　　“当时担任律师事务所主任需要市委组织部任命”，“买部车还要考虑编制问题”。“现在律师进入了市场，社会和人民也比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需要法律服务。”钟惠华认为“律师业遇到了最好的发展机遇”。

　　77岁高龄仍在律师事务所担任顾问的钟惠华说，律师业的发展不外乎考虑三个问题：一是律师自身素质，二是律师组织机构即律师事务所建设问题，三是律师管理体制问题。

　　钟惠华认为，国内律师管理体制的完善还有待于律师行业充分发展之后自发形成一些共同遵守的制度，“国内律师事务所离真正的现代化大型律师事务所还有大概20年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