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巍青
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说，高校教育收费“基本上还是比较合理的”。此言一出，舆论哗然。许多人认为，中国大学的平均学费占了人均GDP的50%以上，绝对是过高了。但是一些地方的教育部门似乎有另一方面的担心，即担心学费还不够高。先是有山东省教育厅宣布该省普通高校的热门专业学费上浮10%，接着湖南省宣布各高校热门专业学费可上浮不超过30%的幅度，现在又轮到了广东。
尽管“调整收费结构”、“差距拉开”这些词可以有多种理解，不过实际上只有提高收费一个意思，因为决没有降低一般院校和一般专业收费标准的打算。所以调整收费结构不会是有增有减的总量平衡，而必然是收费的总量上涨。当反对学费上涨的人从报纸上读到，有关部门强调，“2004年高校收费标准将继续保持稳定，不得设立新的项目”（2004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并因此放心的话，他肯定没有把这句话给读懂。这句话的重点不在于后面的“保持稳定”，而在于前面的那个时间状语“2004年”，再过几个月就不是2004年了，“调整收费结构”自然也没有错。
可是这样一来，教育部努力解释现有收费的合理性，努力就贫困大学生问题安抚公众情绪，这种努力即便有一点效果，也马上就被抵消掉了。
大学里不同专业之间的收费标准是否应该有所区别，原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热门专业的学费比较高，也是市场经济的道理。但是，教育部门不能合理说明培养一个学生的成本是多少，就使我们失去讨论的技术基础。而公众舆论在高等教育收费问题上的强烈质疑，也使任何试图提高收费的政策失去社会基础。这应该看作是政策失败的一个案例。它提醒我们，由行政机构单方面决定稀缺资源的价格，这样的决策方式越来越受到社会公众的怀疑和抵制。大学需要钱，但是更需要经济来源的合理化。在这个意义上，比钱更重要的是重新塑造一个政策过程，它要体现公平、正义和民主的价值理念。对于政府主管部门来说，如果真心希望把我们的大学办成一流大学，就一定不能让大学在收费问题上背负社会恶名。
《江南时报》 (2004年09月26日 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