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知道，“小说界革命”是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海外的梁启超于1902年提出来的。其主要思想是要提高小说的地位，强调小说的社会作用并从变法维新的角度提倡小说创作。作为一种小说变革思潮，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而其最初的孕育、发生，都是与天津分不开的。其中最重要的倡导者，就是严复。
严复1897年在友人夏曾佑、王修植协助下，在津创办《国闻报》。在该报上他和夏曾佑发表了长篇论文《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这篇文章发表时没有署名，据知内情的梁启超回忆，此文实成于严、夏之手）。这是中国近代最早从理论上论述小说重要性的论著。这篇文章中开宗明义即举古典演义小说中曹操、刘备、诸葛亮、宋江、吴用、武松、武大郎等人物形象为民众所熟知的现象为例，指出作为小说文体之一的演义比正史更易于流传天下，影响群众，有着正史所不能取代的作用。正是它把正史中的人物和历史知识形象化、细节化了，因而形成了民众心中的历史记忆，构成了民族文化中独立的不可或缺的话语空间。这就在传统诗学的兴、观、群、怨之外，在不同的背景下提出了小说审美特性的问题。作者选择从这一视角切入，显然是新颖而又意味深长的。
严、夏站在近代人性论和进化论哲学的高度，从广阔的文化视野上来考察小说，认为小说在主要内容是表现人性，即所谓“公性情”。人性包括社会属性（即英雄之性）与自然属性（即男女之性），人的自然属性决定社会属性，而在人类历史上，二者又是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小说，则是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具体形态的反映，这就是小说受到人们欢迎的根本原因。这样，严复、夏曾佑就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把人性的观念引入了小说理论领域，从人性本体论的角度揭示了小说在人类文体活动中的意义。
然而，正如作者在文章开头所提到的，在作为人类文化载体的诸种书籍中，为什么惟有小说获得了最大量的读者与最广泛的流传呢？严、夏又通过小说与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类书籍对比，提出了“五传”与“五不传”的说法，指出小说具有“与口说之语言相近”、“用繁法之语言”、“其事为人心所构”等特点，即语言的通俗性、描写的细节性和故事的虚构性，而这种虚构性又是建立在人性的共同心理需要基础上的。这些正是小说比别的文学或非文学书籍“易传”的独特优越性。于是严、夏得出结论：“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所持。”严、夏颠覆了传统文学体系中既定的小说与“经史”的关系，为小说成为文学中最重要的品种奠定了理论基础。这种对小说的理解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
认识到小说话语对社会的影响，严复、夏曾佑进而指出了小说在思想启蒙中的重大作用：“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时，往往得小说之助。”为此，他们表示要大力提倡小说，“而本原之地，宗旨所存，则在乎使民开化”。维新派想要通过小说来“新民”即进行文化启蒙的思想，在此也已初见端倪。而这篇文章中关于小说文体的独特优点与社会作用等众多观点，更是对梁启超全面阐述“小说界革命”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基本观点有着直接的启迪。梁本人曾说“天津《国闻报》初出时有一雄文，曰《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殆万余言，……余当时狂爱之”。可以说，严、夏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实际上已开启了“小说界革命”的先河。
终日为译介西方名著搜索枯肠的严复，原来也是一个热心提倡小说的人。这一点可能有点出人意料，但仅此一点也可见严复远远超越同时代旧式知识分子的眼光。可以说，正是严复及其友人夏曾佑19世纪末在天津的小说理论建树，构成了“小说界革命”早期的重要内容，使本来并不引人注意的天津文学站到了时代前列，成为“小说界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之一。对此我们是不应忘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