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经常浏览新闻，感觉媒体对民工的负面报道过多，于是写了《民工形象岂能被妖魔化》一文。文章发表后，引来不少“商榷”。笔者通过红网检索到三篇文章：《谁在“妖魔化”农民工》（下称《谁》））、《农民工被妖魔化和媒体无关》（下称《无关》）、《对农民工的负面报道要区别对待》（《负》）。上述文章简练、有力、形象，针“点”而论。它们与笔者的文章形成思想碰撞的空间，让笔者享受到了争鸣张力的魅力，再此深表谢意。
这三篇文章都承认存在农民工被妖魔化的事实，与笔者的个人有限的经验不谋而合，亦不必通过实证证实这一现象存在的合法性。但是，对“妖魔化”概念本身、谁在妖魔化农民工问题上，笔者不敢苟同，欲与各位继续“商榷”，以求事实之真相，问题之解决。
一、什么是妖魔化？《无关》一文是这样解释的。“何谓妖魔化？最简单的理解就是：把本非妖魔的事物说成妖魔。”作者举例说，“媒体不只是在报道农民工‘妖魔’的一面，同样也在报道市民‘妖魔’的一面。”可见，作者是把负面报道与“妖魔化”划上了等号。这一点，笔者不敢苟同。笔者学识浅陋，对于“妖魔化”一词的认识源自李希光先生著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不能为其溯源。从这本通俗的著作中，笔者认为，妖魔化是在美国媒体牢固的成见、偏见、偏好的驱使下，以大量负面报道，为美国人、乃至世界塑造一个丑陋、妖魔般的中国，背后是美国意识形态、美国利益在作祟。之后，“妖魔化”一词被泛化，用在各种语境，比如妖魔化河南人、妖魔化中国企业家等等。笔者认为，妖魔化以固定成见为内核，以大量的负面报道为手段对某一事件的过度渲染，以致误导公众曲解事实真相。判断某一事物是否被妖魔化的标准有二：一是是否存在大量的负面报道，二是是否已经误导了公众。《无关》一文仅把负面报道等同于妖魔化，没有考虑到负面报道的数量、乃至由此引起的质变，因此，是对“妖魔化”片面的、非科学的界定。
二、“谁”在妖魔化民工。《谁》文认为妖魔化农民工一味地归咎到媒体头上“有些错打了板子，找错了对象”，作者认为，妖魔化民工的是那些“内心本来就存留有对农民工‘卑下、非理性、低人一等’这些偏见的‘我们’”，言下之意，如果你认为民工被妖魔化，那么你就是在妖魔化民工，如果你不认为民工被妖魔化，那么你对民工就没有偏见。对此，笔者有所质疑。妖魔化民工媒体真的没有一点责任吗！？
《谁》文提出了一个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哲理问题，是民工不争气，自我妖魔化在先，媒体妖魔化在后。还是媒体妖魔化民工在先，人们妖魔化民工在后。对于这个问题，《谁》文却仅给读者提供了个人经验范围的例证，难以让人信服，且又把对民工妖魔化的问题讨论引入到复杂的实证考究中，有摆脱人们视线之嫌疑。但是，不管两者谁在先，谁在后，媒体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假如民工不争气，自我妖魔化在先，媒体不能以所谓的客观报道、公众知晓权的理由，放大民工的负面形象，进一步加深人们对民工的偏见，让民工永不翻身，而应充分发挥媒体的指导功能，在教化民工改正陋习的同时消除人们对民工的固有偏见；比如，媒体在报道民工负面形象方面可以淡化民工的社会身份等；假如媒体妖魔化民工在先，人们妖魔化民工在后，板子打在媒体身上更是合情合理的。说妖魔化民工与媒体无关，甚或搞出所谓的“妖魔化”的人在妖魔化民工的怪论，对于解决城市民工边缘化问题，解决城乡对立问题没有任何帮助。
笔者同意《负》文的观点，对于民工的负面报道要区别对待。改善民工形象、纠正公众的偏见需要社会的宽容；如果歪曲事实，对民工拔高报道亦是一种变样的“妖魔化”，漠视了公众对民工真实生活状态的知晓权。因此，在公众知晓权，改善民工形象的跷跷板上，媒体会合理把握两者之间的度，即满足公众的知晓权，又推动民工形象的改善，“三农”问题的解决。(稿源：红网)(作者：刘继忠)(编辑：徐志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