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农业：改革原动力（与时俱进 走向辉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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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9月27日02:22 人民网-华东新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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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包蹇 淮北平原麦区。 谢正义摄 秋收在即，江淮乡村又一次回荡起丰收的欢乐。今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安徽省的第3个大丰收年。 虽然可能有天气的因素，但改革的因素无疑是一种直接推动力。安徽省率先全国启动的一项全新改革“三补一减”，再次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这些年来，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自下而上的改革火种，往往最早在安徽点燃；自上而下的改革，也总是最先在这里撞出火花。 安徽不仅是中国农业的丰收田，也是中国农业的试验田。改革的原动力，从这儿源源不断地输出…… 大包干如何发起：是现实逼出来的，是安徽农民的伟大创造 1955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安徽第一个丰收年，也是农民记忆中最美好的年景之一。 回忆起解放初的好时光，凤阳县小岗村大包干的发起人之一严立学仍然心驰神往。经过土改，他们一家当时分得了4．5亩地，过上了几年自得其乐的生活。 为什么至今怀念1955年？那是因为土改让农民有了地，初级社里土地入股可分红，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农村因此进入一段好时光，农民种田积极性空前高涨，1955年，迎来了解放后的第一龇崾漳辍?lt;/p> 可是，好景不长，不久后开展的人民公社运动，收缴了农民刚刚分得的土地。1957年底到60年代，在严立学的记忆里，是一生中“最失望的几年”。农民生产积极性一落千丈，粮食产量直线下滑，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 严立学读过中学，头脑清晰，体格魁梧。他自1961年任生产队会计，1964年后到1978年转而当生产队队长。那些年，即使是像他这样精明强干的村干部、共产党员，也填不饱肚子。十几年间，江苏、浙江、上海……严立学每年都出去乞讨，饱尝艰辛。 在离小岗200多公里外的肥西县山南乡小井庄，闲时，任生产队会计的李祖忠也与村民一样外出乞讨，农忙时抓生产。可是，他把嗓子喊哑了，大家也不出来干活。原因很简单，因为地已不是他们自己的了。 1978年旱，人畜饮水困难，秋种无法进行。用李祖忠的话说，“点根火柴，‘嗞’一下就能把全村从头烧到尾。”人心惶惶之中，李祖忠他们听到了山南区委决定在柿树公社黄花大队进行包产到户试点的消息。9月16日，4个生产队负责人就在他家决定搞包产到户，让大家各自种点“保命麦”。随后，招集队里27户开会，没想到社员们早有此意，一致通过。 说干就干，小井庄共153亩地，刚分好不到两周就播了小麦70亩，油菜30亩。再不用干部催着出工，男女老少整天都在地里忙生产。 那年底的12月某日，小岗寒夜。严宏昌、严俊昌、严立学等人用18个鲜红手印，立下“生死契约”———“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严立学记得，社员们主动表示干部这样做有危险，为此他们才在大家的要求下写了一纸“托孤”契约。 大包干后的次年，小岗人告别了乞讨的历史：1978年产粮是3．5万斤，1979年达到13．9万斤，还有花生、油料、芝麻6．5万斤。山南小井庄，李祖忠和社员的院子里堆满了粮食，李祖忠夫妇的床对面，也储上了粮。 税费改革怎样进入实践：破解新的难题，与农民的呼声不谋而合 无论是小井庄、还是小岗村，无论是村民，还是那些支持改革的干部，当年都未曾想到，这一发自底层的改革，竟然会从农村推向城市，从农业推向工业，甚至促进了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整体改革。 连年的增产丰收不断带给农民喜悦。严立学说，村民的积累大都是在1979年到1987年前后攒下的。那些年，粮价高，农资价格低，负担也轻———“就是剪刀差小”。 “那几年农村的日子，城里人也羡慕。”在山南小井庄人眼里，那是继解放初到1955年这几年之后的又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那时，他们的吃喝不愁了，怀里还揣着一把钞票。1988年，李祖忠家花450元购了一台“黄山牌”黑白电视机。当时，小井庄27户人家中已有20户买了电视机。 像50年代初一样，农民田园牧歌似的好日子也遇到新的困难。在严立学的记忆里，“90年代种田基本不赚钱。”严家那时的收入，多靠子女打工贴补。如今的小岗村，全村除了严宏昌家是贴着瓷砖的两层楼房外，还都是80年代盖的灰色平房。严家的楼房，是靠外出打工的子女资助建的。 农民收入的这次停摆，原因是多方面的。农资涨了，税负也空前地加重。在1991年，小岗村农民平均每亩土地缴纳税费100多元，这还没有算那年遭水灾后出义务工的负担。荒地出现了，野草萋萋。撂荒的农民纷纷外出打工谋生，严立学的一个儿子、两个女儿都到江苏省的张家港长江村打工。 农业怎么办？农村经济还能不能找到新的突破口？就在农民们重新感到焦虑的同时，专家、学者也在努力破解这一难题。1989年，安徽省政府办公厅高级农艺师何开荫，就在作这方面的尝试，寻觅中国农村第二次改革的突破口。 何开荫对这次尝试的总结，用语非常素朴，几乎与十几年前小岗大包干农民提出的口号相似：“统一缴足国家、集体的，余下都是自己的。”但是这回缴的不是粮，是钱，也就是所谓的税费。具体办法也像口号一样简便，把应缴的农业税费全部合并一起缴纳，此外不能再向农民要任何钱。 这一税费改革设想经过大量的基层调查，其设计也非常完整配套。但是，它的实施却历经数年曲折。就在何开荫为此苦闷的时候，涡阳县新兴镇，又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地方，悄悄开始了自发的税费承包。 1992年2月，农民出身的李培杰当上新兴镇镇长。因为看到一篇名为《为农民松绑把粮食推向市场》的文章，遂与同样忧心忡忡的镇党委书记刘兴杰讨论，由此产生灵感，发动该镇400多名干部和400多名教师，调查了全镇的所有村组，确认每年一亩30元的税费标准，可以维持乡镇运转。 1993年，在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鼓舞下，他们决定照此标准进行实施。让李培杰感动的是新兴镇农民的主动配合。仅仅10天，干部就完成了征收任务，这在以往简直不可想象。很快，安徽省决定在太和县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试点。1999年，安徽作为全国惟一的税费改革试点省份，将税费改革推向全省。无数农民高兴地从农村的税费改革中得到实惠。1998年，小岗村的严宏昌家30多亩地的各类税费总额为3400多元，次年交的税费不足100元。 新世纪的希望在哪里：“一号文件”带来喜讯，最早启动种粮“直补” 今秋的大丰收，带给安徽农民的欣喜，不只粮食产量的增加。 上世纪末启动的税费改革，实实在在地降低了农民负担。跨入新的世纪，最让安徽农民感到温暖的有两件事。一是年初中央发出的“一号文件”；其二，则是安徽省又率先启动的一项全新的改革“三补一减”，即将以往放到流通环节的对粮食等农产品的间接补贴改为直接补贴、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购置和减低农业税。 在全国各个省份中，安徽的粮食“直补”可能是最慷慨的。在直补刚开始的去年，它就将粮食风险基金的13用于直补，今年增加到了40％，达6．91亿元。 王金甫、裴春辉，这两名原来在外打工的小岗村民，今年都回乡种田了。山南也有很多回流的农民，小井庄前几年抛荒的土地又全部复耕了。 国家直接给耕地的农民发钱———这是又一次意义重大的革命性变化。安徽省农委副主任张华健介绍说，这一次“直补”改革，中央和安徽省几乎同时有了最初的设想，因此，中央决定率先在安徽推广。 不过，很多农村基层干部和农业专家认为，新世纪启动的“三农”问题改革，虽然再次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还仅仅是一个好的开端，远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打工农民回来种地，这可不是什么好现象！”有专家这样指出。一方面，它说明农民在城市得不到保障；另一方面，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不出去，大家都种那人均1亩多的地，哪天才能致富呢？张华健认为，从根本上讲，“三农”问题已非农业农村内部所能解决。必须让城市打开城门，第三次解放农民，给农民以“国民待遇”。 2002年被选为小岗村村委会主任的严德友，是大包干发起人严俊昌的儿子。回乡上任后，此前一直在外打工的他发现，多少年了，家乡这块土地还是没有大的变化。用今天流传在小岗的民谣说，就是“一步越过温饱线，26年未过富裕槛”。因强烈的使命感而回到小岗的严德友，力图有所作为。前几天，严德友风尘仆仆地赶到滁州市为小岗游说招商。据他介绍，这两年他基本都在外面不停地寻找项目。而前两年推广的葡萄项目，今年已使小岗人均增收1000元。 最近，原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陆子修开始组织对安徽各地2000农民的调查，围绕土地所有制改革和乡镇机构改革展开。此前，他对3省10个县农村财政进行了调查，认为前期的税费改革只是“扬汤止沸”，制止了搭车收费，更重要的是必须从源头出发“釜底抽薪”，减少机构，变五级政府为三级政府。 “减人减事减压力，促进民主自治，这又将是一场新的革命。”陆子修踌躇满志。 我们也期望着，又有新的农村发展动力，从安徽大地源源不断地输向全国。 《华东新闻》 (2004年09月27日 第一版) 李祖忠介绍万里同志当年到小井庄召开座谈会时的情景。 本报记者 包蹇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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