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淑敏谈新作《女工》

　　白兰

　　著名女作家毕淑敏继《红处方》、《血玲珑》等一系列反映社会热点的作品之后，首次将目光投向了底层人物———普通女工，关注她们在时代大潮下的命运，在小人物的悲欢中提炼生命的精华，长篇小说《女工》（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被媒体评论为一部平凡而充满色彩的生活秀！

　　在《女工》一书中，作者描写了主人公浦小提———一个养猪工人的女儿，从小学到中学，经历了“文革”浩劫，分配到工厂当普通女工，随后经历婚姻失败，最后下岗做起家庭服务员的故事。刻画了一位内心坚强善良，对待生活和命运淡然从容的女性。笔者就此书采访了毕淑敏。

　　笔者：在改革开放后，我们对下岗女工很多都是抱以同情，您为什么把笔触瞄向了她们？

　　毕淑敏：其实也不是很突然，作品的出版会是在一个很突然的时间里，但是书的种子在作家心里早已埋下了。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大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我28岁以前，是在西藏阿里雪山上度过的。28岁那年我转业回到北京，分到一家工厂，在卫生所当所长，我家就在工厂厂区的宿舍里面，周围都是男工女工，可能因为自己是个医生，很多女工有病都会来找我，也会谈到她们的经历以及各种各样的故事，所以这十几年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后来成了作家，就一直想把她们的故事写出来，因为她们真是活灵灵地站在我面前，在某种程度上会觉得我是她们的姐妹，也是她们的一员。

　　笔者：这本书出版前在晨报连载就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这一点您想到了吗？

　　毕淑敏：这点我真的没想到，作家写作时很多是不得不吐的那种感受，只有那些真正感动了作家的人和事，才会在笔下流露出来。

　　当我写她们的时候，我真的没想读者会不会喜欢劳动人民的故事，或者女工是因为她们下岗了才成为被人们频频提起的话题。现在这好像也不是一个社会问题了，也许慢慢把她们淡忘了，但是在我的心里，那些女工是永不褪色的。

　　笔者：我们现在的图书市场，很多女性作家过多的流于身体写作，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您为什么偏偏写这样一个平凡的人物？

　　毕淑敏：其实我写的时候真的没想这么多，没想去逆潮流而动，我多年写作的一个原则就是一定是我想写的，一定是曾经感动过我的。

　　我有种想把它们传达出来和更多的人分享的愿望。我不会注重现在流行什么题材或者要赢得关注。我不敢说一点都没有，但真的不是我考虑的方向。

　　笔者：也许我们当中就有生活中的小提，这个群体不是一个两个，在故事的编织中您是否觉得小提就是您认识的一个人？

　　毕淑敏：我写作也很多年头了，可能开始时真的用原型临摹一样的去写，去丰富。但现在经验丰富了，有更多的是想象了。其实在我生活里没有一个小提这样的人物，可是我又会觉得，好象我又认识这样的一个人。这个写作很有意思，我觉得好象有个女工的简历摆在我面前，我只要如实的按照她的经历写，这个人就好象跟我认识很久了。

　　笔者：如果在七八十年代，说起女工我们会想到穿着工装裤，戴着帽子，穿着劳动布的衣服，夹着饭盒，那印象很深刻，在现在人的眼里，这两个字又会带给人什么样的形象呢？

　　毕淑敏：现在大城市更多的是服务行业，也不再是个工业的基地了，从这个角度，女工已经慢慢淡出了我们的视野。更多的好像已经成为了过去时代的名词，总是说下岗女工，好像所有的女工都是这样的结果，即便没有了女工这样的称呼，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她们的存在，她们的情感世界是什么样的？她们的命运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她们如何面对今后的道路？在我对她们了解后我深深地挂念她们。

　　笔者：对于这样的群体，是否也是因为经济的困难，使她们放弃了对于精神世界的追求？在这一点您的小提是一个什么样的下岗女工？

　　毕淑敏：我觉得下岗女工作为历史的一部分，她们大都选择了沉默，不仅在这样的情感世界里，她们好像很少发出声音，始终是在以一个坚忍的态度面对生活。她们是妻子，母亲，女儿，身上有很沉的担子，社会进程重要的领域她们退出了，面对这样的困境她们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也会思索和挣扎。有的人想发出声音，有些人沉默着走，我作为一个作家，我会关注前卫的人，也会看到社会最基础的存在的群体，她们背负着担子，却继续走完自己的道路。我觉得自己有这个责任把她们写出来。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4年09月27日 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