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化再审立案标准　强化司法纠错机制

　　社论

　　广东省高级法院于近日公布了《广东省法院再审诉讼暂行规定》，明确将省内再审案件立案标准由裁判“确有错误”改为“可能有错”。将于10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规定》也详细列明了可进入再审程序的六类案件45种情形。

　　此举被媒体普遍解读为广东法院系统“在全国率先降低再审案件准入门槛”，严格说来，“放宽”并不贴切，“明确”才是目的。显然，原有的再审准入标准看似严格实则模糊。什么是“确有错误”？怎样证明“确有错误”？谁来评判是否“确有错误”？这些在现行法律上无法找出答案的难题，于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依受理者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而更令法官们尴尬的是，再审的立案仅仅是决定是否应将案件提交再审程序予以解决。从性质上讲，立案是一种触发程序，而不是审理程序。对受理的案件，立案庭只应从程序上审查该案是否符合立案的标准，以决定是否准予进入实质的再审审理，而不应将对案件的实质审查前置。但这里的悖论就在于，既然未经过实质的审理，何以能得知该案的裁判就“确有错误”呢？

　　这样一来，“确有错误”的立案标准便在事实上与再审改判标准产生了混同，进而“完全不符合再审工作的实践”了。将再审案件立案标准细化，是司法机关对审判规律的尊重，但此意图也绝不能简单理解为“放宽”。立案标准的细化首先在于提高了再审立案程序的可操作性，使人为的因素得到了限制，腐败可兹发生的土壤也随之被更大限度地消除。而另一方面，立案标准的细化又使老百姓的申诉有了一个可兹参照的具体的标准，从《规定》中获得了制度支持的申诉将更有针对性，可以预见，其成功率也将随之有所提高。

　　从再审制度设置的初衷出发，再审的立案标准是应该严格控制的。如我们所知，我国审级制度是四级二审终审制，也就是说，在通常情况下，案件经过二级法院的审判后，即告终结，二审法院的裁判是终局裁判，自作出之日即时发生法律效力。但为什么在二审终审之外，还须设立再审制度作为司法机关必不可少的一种纠错机制呢？这是因为公正是司法首要的和最高的价值目标。司法永恒的生命基础就在于它的公正性。可以说，公正就是所有司法活动的出发点，也是司法的归宿，是当事人和法院共同追求的目标。正因为公正于司法及司法活动的参与者是如此之重要，而以现实的中国司法环境而言，不公的司法裁判绝非罕见，为了校正这些不公的裁判，再审制度才应运而生。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养成，催生出了眼下这个诉讼爆炸的时代，司法不公问题日益凸显，再审制度也越来越得到司法机关的重视和强调。

　　为了纠正错误裁判而设立的再审制度，尽管符合司法正义的要求，但却与司法应有的确定性格格不入。在法治国家里，维护终局裁判的确定性是法治原则导出的必然结果，也是法院能成其为定纷止争之所的必然要求。如果法院的终局裁判，随时面临着再审程序的否定，终局就不再成其为“最终”，司法的确定性也不复存在了。当诉讼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司法的权威也将随之受到损害。同时，作为纠错机制的再审程序不可避免地会耗费更多的司法资源，这与司法的“效率”原则也存在矛盾。加之在设计上不尽科学，理论界对再审制度的质疑和指责一直未有停歇，如有学者将再审制度中的诸多问题总结为“主体无限，时间无限，次数无限，审级无限，理由或条件无限”。这些问题也同样令实务界困惑。

　　在此意义上，《规定》的出台在立案标准上将“无限”的理由细化为有限的45种情形，的确极具“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验意义。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再审制度毕竟是对错误裁判的制度回应，它绝不应成为司法的追求。严格说来，再审实则特定时期内迫不得已的制度选择，长远来看，司法机关更应关注于如何去降低裁判的错误，而不是如何在及时、准确地纠错与确保裁判的稳定性之间去努力追求一种平衡。当司法的公正更多地在终局裁判中已经得到了体现时，再审制度也将失去其存在的根基，这，才应是我们的终极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