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建筑解思乡的毒

　　贝聿铭谈作品，更谈中国情怀

　　用建筑解思乡的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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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怀宇(本报记者)

　　1978年冬，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陈从周到贝聿铭纽约家中做客，见精致楼房向阳的一面用整块大玻璃，将户外之景全部组织进来，不觉心醉，说是“高梧阴翳，杂花可人，若不是远处高楼，正仿佛到了他的家乡苏州，坐在那花厅内了。”(事见陈从周《在美国朋友家做客》)那时候，国人大概还不知道贝聿铭这位“苏州老乡”在建筑上的种种造诣，而对贝聿铭的思乡情怀也在云里雾里。

　　这么些年过来，国内的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人们开始谈建筑中的“品位”、“风格”、“灵魂”，谈“华人建筑第一人”贝聿铭，谈他的杰作：法国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香港的中国银行大厦、日本的美秀博物馆、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馆、德国历史博物馆。然而，对贝聿铭内心深处的世界，只能神往：“宇宙与贝聿铭之间有个共同点：我们对二者皆了解甚微。”贝聿铭也一向希望世人透过他的建筑了解他，本书便是一个窗口。他首次详细地谈论他的作品、生活、他受到的影响、学到的人生箴言，以及他对于完美的不懈追求。

　　贝聿铭谈贝聿铭，分析建筑杰作之外，不忘畅叙音乐与艺术修养、园林与中国情怀，更重要的是无时无刻不在的人文关怀：“建筑的目的是提升生活，而不仅仅是空间中被欣赏的物体而已，如果将建筑简化到如此就太肤浅了。建筑必须融入人类活动，并提升这种活动的品质，这是我对建筑的看法。我期望人们能从这个角度来认识我的作品。”

　　每个人童年的熏陶往往影响终身。贝聿铭生于中国苏州狮子林贝家，儿时玩耍的好地方是苏州园林，假山中的山洞、石桥、池塘和瀑布都会勾起他的无限幻想。他回忆：“我后来才意识到在苏州的经验让我学到了什么。现在想来，应该说那些经验对我的设计是有相当影响，它使我意识到人与自然共存，而不只是自然而已。创意是人类的巧手和自然的共同结晶，这是我从苏州园林中学到的。”

　　贝聿铭得以在世界各地发挥他的建筑天才，风光之外，更多的是劳作的艰辛和世俗的挑战。而他自己最得意的作品，正是遭受世人非议后被证明是杰作的那几件，本书中也专门分章回忆。首章便是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他主张卢浮宫的丰富收藏应向大众开放，用马罗的话来说：“让人类最杰出的作品给最多的人来欣赏。”傲慢的法国人可不是这么想的，他不得不一再提醒那些评论家：石头金字塔与玻璃金字塔毫无关系，前者为死人而建，后者则为活人而造。“卢浮宫的设计案是一生中难得再有的挑战，从头到尾，卢浮宫的设计共花了13年的时间，我是不想再设计一座卢浮宫了。这个设计案一开始就很坎坷，抨击没有停过……在我们公开展示金字塔设计之后的1984到1985年之间，争论已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我也在巴黎街头遭到不少白眼。”如今，卢浮宫的金字塔常常与艾菲尔铁塔一起被公认为是巴黎的标志和象征。

　　中国人更津津乐道的是贝聿铭设计的香港中银大厦，他与中国银行有历史渊源——他的父亲贝祖怡是中国银行创始人。他把这视为一种义务，是对中国和父亲尽的义务。然而，他在香港遇到的挑战是中国特色的“风水”。“风水的起源是对自然力量的信仰，后来却演变成一种迷信。在香港做建筑设计很难避开这个问题，那里有不少风水师专门负责建筑物的选址、方位和造型等等。我对此虽有所知，但没有太当真，然而中国银行大厦的设计一出炉，便受到了比卢浮宫更为激烈的抨击。当然，原因并不相同，他们指责大厦有太多的尖角，认为这些尖角犹如锋利的刀口，会给周围建筑带来厄运，还有其他的很多反对意见。还好，我的客户始终站在我这一边。”对世界而言，贝聿铭的独到之处是心中不绝如缕的中国园林教养；而对中国而言，贝聿铭必须用自己的建筑证明只有把老祖宗的东西去劣存优，才能屹立于世界建筑之林。他的尝试是有启发意义的。

　　贝聿铭说建筑，说的也是文化情怀：他喜欢音乐，因为音乐与建筑相通；他也很喜欢韩愈的散文和诗，更爱陶渊明的文章，“昌黎先生的《祭十二郎文》读来催人泪下，而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和《桃花源记》却是韵味十足。”

　　在建筑世界里追求了几十年，贝聿铭始终不离一个“人”字：“我的思维中，‘以人为本’可能是最明显的，这也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所在。”“我认为建筑设计中人的比例很重要，我总是试图在建筑设计中做好这一点。”而对国内林立的高楼大厦，他有保留，对传统建筑的毁坏，他很痛心。他儒雅的话，何尝不是在为当今中国城市建设敲起警钟：“我认为城市如同人体，有心有肺，有肠有胃。纽约的中央公园就好比是纽约的肺，苏州园林是苏州的肺；大的马路便是城市的大肠，而小弄堂则是城市的小肠，大大小小，缺一不可。城市设计与人体是有连带关系的，只是尺度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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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聿铭谈贝聿铭》盖罗·冯·波姆著，文汇出版社2004年7月版，定价24.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