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赤裸裸”地回忆吧

　　广州书情

　　李怀宇(本报书评人)

　　1933年9月，胡适在《四十自述》序言中写道：“我在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地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不幸得很，这班老辈朋友虽然都答应了，终不肯下笔。”

　　71年后的今天，胡适的梦想似乎成真了：书店里铺天盖地都是自传。中文版克林顿的《我的生活》与莱温斯基的《我的爱情》已成绝配，有人更精心地让它们和希拉里的《亲历历史》并排出售。余秋雨的《借我一生》在畅销书排行榜上雄踞一个月后，他的女弟子马小娟的《吾师余秋雨》悄然上架。周国平的《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出版的同时，自选集也“隆重推出”。奥林匹克的雄风吹过，中国女排教练陈忠和就推出自述《笑对人生》。

　　自传市场繁荣昌盛，是好事。当市场上有大量产品供读者选择，看多了自然能分清真假与好坏。当然，也不妨静下心来，翻翻“热门”之外的一些书。今天，高尔泰的名字相信大多数读者都比较陌生，就是提一提当年《美是自由的象征》一书也是枉然(就连李泽厚出新书，大家都要重提《美的历程》)，几位出版界的爱书人说，高的新作《寻找家园》绝不比余秋雨和周国平逊色。

　　章立凡主编的《记忆：往事未付红尘》，重温“一段段啼血红尘的往事，一行行支离破碎的记忆”。书中有章乃器之子章立凡回忆父亲晚年生活、梁漱溟之子回忆父亲与冯友兰的交往，所记人物还有章伯钧、陈独秀、胡适、陶行知、邵力子、康同璧、黄万里和胡风等。半个世纪前一代知识分子的学养和风骨，尘封了那么多年，如今与当红的记忆文学并排书架上，煞是有趣。

　　谢泳在新书《杂书过眼录》中力证回忆录的不可靠，但他佩服的胡适为何到处劝人写自传呢？胡适当年痛惜中国传记文学缺失，是希望保存真实的史料，他的自述是要“赤裸裸地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地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如此“赤裸裸”，直面的是中国传记文学的最大弊端：“忌讳太多，顾虑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