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识途倡议探讨“金庸现象”

　　马识途跟金庸走着不同的文学路子，昨日，他的倡议让人感到有些意外：“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这样的‘金庸现象’，在文学上，在中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四川作家应该从他的创作中得到何种启示？”他认为金庸的成功处，在于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思想等各方面有深刻的表现和承载。

　　邓友梅提出金庸红到如此是仗了这样一“剑”：金庸武侠中强烈的传统道德观，邓友梅自述年轻时在北京跟老舍、赵树理寻求写作秘方，他们就让他看武侠。因为它非常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表达传统观念，老百姓爱看。有的打着纯文学牌子，不见得高明，通俗的则不见得低。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吴伯义的，其法国文学一流，学《新闻学》，从事报业后，突然转向武侠，高层次的文学修养，把中国武侠水平跳了一级。再跳一级的，就是金庸。他的学术修养，史学皆通，外文水平，才气逼人，选择武侠这一形式，看到了中文叙述和审美的价值。

　　严家炎则认为：是“义”和“侠”在近20年失落后，给我们的启示。虽然通俗，也高雅；题材古代，却充满现代精神，比如个性

　　解放，跟“五四”息息相通。白话，也很带传统古韵。

　　而省社科院的吴野则认为，从武侠故事承载文化，再看到人性，感受到中华民族的历史。还有其武打中“赤手屠熊搏虎”之气魄，写情爱的“直教人生死相许”之深婉，写风景“江山如此多娇”之手笔……大善大恶、大奸大真，都是金庸征服世界的几把“倚天剑”。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人在读金庸的作品”，这已成共识。日前，金庸的作品已在东南亚地区广为传颂。潘耀明先生在此次论坛中专门讲了金庸作品的版本问题。也许由于有着太多的“金迷”了，韩国竟然有多种版本的金庸全集盗版。

　　毕竟是两种文化氛围，金庸小说蕴涵着极其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武侠小说中的文化、招式是很难用西方词汇去表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