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面对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思想文化领域的创新空间日益拓展，成果日益丰硕。文艺理论研究工作正日益深刻地参与、推动现代中国思想的创新过程，并成为整个过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文艺理论研究深刻参与的现代中国思想创新过程，始终遵循党的思想路线，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人类的历史“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而思维的任务现在就是要透过一切迷乱现象探索这一过程的逐步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从认识、思想、精神体验的角度看，过程比结果更为丰富复杂，更有实质意义，也更为重要。过程展示着各种事物的生成、变化、环境及其相互关系，暴露矛盾，提出问题，矫正倾向，实施对策，在动态中展示结果的种种可能性、冲突性和综合性，推进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同时，对其内在规律进行深切把握。因此，过程是各种因素和力量的展开，结果是各种因素和力量的收敛。比如“唐三彩”，从结果看，它是陇海铁路工程修到洛阳，偶然从邙山唐墓中出土的色彩斑斓的陶俑动物明器，是举世惊为一绝的文物。但是置于文明发展过程中就会发现，绿、褐、黄等单色陶瓷，已见于汉晋，北朝胡人增加了乳白或淡黄釉，唐代从波斯工艺中产生了蓝釉，唐三彩的形成凝聚着一部民族融合与中西交通的历史。而且，从骑驼乐舞三彩俑的中亚人种和乐器上可以体验到唐人的开放胸襟和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从细头、粗颈、厚胸的三彩马典型中可以感受到唐人借马体的变形处理注入了一股盛世的力量。进入过程的文化思考，形成了一种生机勃勃、左右逢源的创造机制。
进入过程的文艺理论研究，实际上是进入了历史过程与逻辑过程的遇合点。它可以提供一个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相互参照、相互验证、相互推动的极其充实而广阔的空间，给理论创造源源不绝地提供历史的和现实的资源。它可以改变理论研究从概念到概念的枯燥无味的推导，改变只为现成结论作注疏、诠释、引申的难免落入窠臼的同一思维层次的重复，改变理论家被拜伦《唐璜》中的魔鬼戏称为“吃干草长大的动物”的尴尬。过程具有原生性、多样性、曲折性，容不得闭门造车式的陈陈相因，也容不得不食人间烟火式的孤芳自赏。它要接受历史的启示，听取大地的呼声，承担人类的悲欢和命运。法国丹纳的《艺术哲学》谈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擅长布局，喜欢端正和谐，重画意而轻哲理，缺乏日耳曼民族的思想深度；但尼德兰日耳曼（荷兰）地处低湿温暖的平原，血气缓和，情欲非猛，因而绘画也显示了美妙与细腻、浓厚而丰满的格调。这就把审美风格学与民族禀赋联系了起来。汲取了大量的人类生活经验和智慧的理论创造，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和感召力。那些异彩纷呈的长人见识的文化例证，在某种意义上对文学理论的局限性起了防腐剂作用。
进入过程的文艺理论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融会贯通的学术品格。因为过程是现实中曾经存在或依然存在的，它有起点和归宿，有源流和变迁，有主流和支流、逆流和潜流，有群落和生态、有序和无序以及所有这一切的消长生灭。它首先面对的不是某个有严格界定的概念，而是处于动态之中的有着广泛联系的必然性或偶然性的现象。考察现实的存在和思潮时，既要看到书面上的，又要看到人群中的；既要看到表态性的，又要看到潜在性的；既要看到典型的，又要看到真实的、统计的；既要看到捷报频传的，又要看到危机堪虑的。而考察的眼光应该是负责任的、真诚无欺的，兼顾大环境和小环境、兼具世界视野和主体意识的。考察文明的历史时，应以唯物史观还原历史的真实的完整性，以深刻的辨析和“理解的同情”，还伟大的历史和历史人物以应有的伟大，又给现代人留下充分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启示和进一步开创的自由空间。这就使得进入过程的文艺理论研究，随时准备着跨越时段，跨越学科，出入文史，沟通古今，突破那种过度割裂知识整体性的理论框架，在融会贯通中把握历史运行的内在脉络和规律。比如，文体类型在当代市场经济和高科技的作用下，出现了与大众化相适应的网络化、图像化的泛文化进程，有人就断言文学或文学理论已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岂不知，在人类历史上，文体类型随着文明进程、人类智慧的发展和新的市场与载体的出现，而不断地分分合合、消消长长。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原始艺术，随着文人写作群体的出现而分离，在民间乐府之外出现了锤炼语言声韵意境的五言、七言文人诗。文人的诗性智慧又与燕乐歌姬表演相结合，出现了词，并挑战着传统的“诗无邪”的传统。虽然一再出现“诗亡”的危言，诗却总能在独辟蹊径中获得生命。只要有充分的历史意识就不难发现，文体的分合并非“文学的死亡”，而是在更高的历史台阶上重新整合的开始。有了这样的认识，就不会把文类学看作静止的框架，而是看作动态的过程。
进入过程的文艺理论研究，是有足够的中国思想文化体验支持的。中国古人把世界的本原和发展变化通则称之为“道”。它把负载行程的道路加以变通，用以探究宇宙的本原和通则。它非常重视生生不息、逝而复返的过程。因此，进入过程的文艺理论研究，应该是以中华文明的历史和现实的过程为理论思维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采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研究策略，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理论建构。比如，对于《格萨尔》这部在藏、蒙地区流传千年的活形态史诗的研究，可以把它置于中华文明的整体进程之中，与一体多元的黄河文明、长江文明、边疆文明等相参照，把它定位为“江河源文明”的产物，既有高山文明的原始性、崇高性、神秘性，又有东亚、中亚、南亚以及蒙藏几种文明板块结合部的文化要素的丰富复杂性。再把这种高原史诗与中国其他地域民族的草原史诗、山地史诗，以及古希腊的海洋城邦史诗、印度的森林史诗相参照，经过独到的搜集整理和学理阐释，就有可能在第一流的活史诗资源的基础上，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史诗发生学、类型学、传播学、艺人学、编纂学的理论。
《人民日报》 (2004年09月28日 第九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