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妖魔化”是否到媒体就可打止?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将中国社会视为“乡土社会”。可以说非常贴切地把握了中国社会的脉搏。

　　自然，乡土文明和城市文明是不同而并立的两种文明形态。两者可能存在着不一样的价值评判，有着不一样的道德标准。就它们作为文明的两种形态而言，是不存在谁高谁低的问题。但是人们却时常会人为地赋予二者高低之分。而且，中国过去独特的城乡二元对立结构无疑也加深了两者的对立。

　　和城市文明相比，乡土文明会被认为是落后的，愚昧的，不可理喻的。“民工妖魔化”现象，说到底，便包含了强势的城市文明对弱势的乡土文明的某种歧视和激化。

　　媒体便是这种社会无意识的集中体现者。确实，媒体在“民工妖魔化”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对这种社会无意识起着一种刺激和固置的作用。但是假如我们为此把“妖魔化”的责任推给媒体，认为是媒体是“民工妖魔化”的最魁祸首，便把事情简单化和片面化了，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关键。

　　真正影响媒体的便是这种无形但是有汹涌澎湃的社会无意识。它们才是为媒体买单的买主。“民工妖魔化”的原因一来有城市市民在文化经济等方面的优越感，二来还在于我们当前的某些社会体制确实存在限制和歧视农民工的现象，没有给农民工基本的市民待遇。

　　要改变前者可能要伴随一个城市化的进程，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对于后者这样的制度歧视，我们却可以尽量尽快改变。欧洲中世纪以前的城市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城市的空气让人自由”。它意味着当时社会的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当一个奴隶逃到城市一定的时间，他就会成为一个自由人。城市意味着宽容，意味着开放，它应该是所有人的城市，而不只属于它的固定居民。所以我们的城市管理者更应该有这种宽大的胸襟。毕竟，对于变动的城市和流动的城市人口来说，我们都是过客。

　　这样看来，“民工妖魔化”的问题更多的应该是市民心理、当前城市制度对农民工乃至农民的歧视和限制。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着眼于媒体，又应该超越媒体。我们可以呼吁媒体的良心和自律，但是同时还应该从其他的诸如城市管理制度、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等方面来维护农民工的尊严和权益。(稿源：红网)(作者：刘还)(编辑：徐志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