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形的城中村还要无形多久

　　媒体思想之刘洪波专栏

　　我所在的城市正在割除“城市毒瘤”——解决城中村问题。城中村就是居于闹市中的农村，农村会在闹市区里，这乃是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物。这些，我想只要不是外国人，都很清楚。但城中村何以被叫做“城市毒瘤”，这我就不明白了。

　　上网查了一下，发现把城中村叫“城市毒瘤”的，不止我所在的这座城市，发话者的身份也繁杂得很，有市委书记、市长、大学校长、人大代表、时评家等等，可见把城中村叫“城市毒瘤”还算是一种共识。只是“共识”的队伍里不包括城中村的主人。虽说城中村使得城市观瞻大受影响，以受害最深最剧而论，还是要数身在其中的村民，但有一次我在一个城中村采访，发现村民都对“城市毒瘤”的说法愤愤不平。

　　无论是不是“毒瘤”，城中村是要改造了，而且一些地方已经改造完毕，城中村的居民要融入城市，这总是没有疑问的。然而，我不能确定，那些居于都市却被当成乡村来治理的地方消失了，城中村也就没有了。我们眼里所见的城中村，不过是有形的城中村而已，而无形的城中村比有形的城中村更加经常地显现着，但它并不被视为一个问题。

　　中国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着为数众多的“外来人口”。这个奥妙无穷的称呼，不能从字面的意思来理解。例如一个投资家，哪怕外的程度到了国家级，都不是外来人口，他们另有称呼叫“外商”，受人尊崇；一个拥有城市户籍的外地人，也不在一般人所谈论的“外来人口”之中。外来人口，一般意义上单指从城市之外的地方，也就是农村来到城市的人。以城市划分内外，这一点我们可以说达到了“世界城市大团结”的水平。

　　外来人口进入了城市，但基本不能叫融入城市。我认识很多从乡下来到城市的“外来人员”，虽然身在城市，但他们与城市其实处于隔绝状态。他们有自己的交往人群，这些人多半与他们有老乡关系，来自同一个地方的人构建了一个个社会交往区。他们有特定的职业属性，是脏活累活没面子活的承担者。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除了烧柴改成烧煤或用气，基本保持着原有的生活习惯。他们在城市里保持着乡村生活状态，空闲时间不会上商场打转转，不会到酒吧里泡。他们与城市的联系，限于最低程度的生活必需品购买，以及他们在职业中不得不与城市人所打的交道。他们构成了城市中的独立系统，形成了一个“亚城市”。他们的子女所上的学校，是同属外来人口所办的简易学校；他们购买生活必需品的地方，而另一些外来人口开办的杂货店，这些杂货店倾向于销售与“外来人口”这个特质相应的货品——“三无食品”、劣质调料、低价位香烟等等。

　　对于大多数外来人口，他们从乡村移居城市，完成的不过是一个地域转移，而生活圈子和生活品质的改变基本无从说起，他们从一个地区性的生活底层，转移到一个社会性的生活底层。底层、封闭、隔离，成为他们不知是出于自主还是被迫的选择。另一方面，当我们谈论城市发展的时候，我们不会把这些举目可见的外来人口当做城市里的一个问题；我们谈论的城市发展，是否以人为本的标准，区别在于是否以城市市民为本，不会把外来人口计算在内。除了谈论治安不良、环境不优时，一些人感觉到外来人口造成了不便，外来人口的存在不会被视为一个社会整合问题。

　　这是无形的城中村。可怕的是每一个城市几乎都没有看到这个村落的存在，更不会意识到这种城中村的存在将对城市社会构成怎样的影响。人们已经从心理上习惯了“你是外来人口，我是城市人口”的划分，所以无形的城中村就似乎要永远无形地存在下去，社会分离与隔绝就在我们身边，而我们茫然无知，不知道这“各行其便，相安无事”的状态会持续到何时，又是否会孕育什么风暴。

　　本期专栏作者　薛涌：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　刘洪波：《长江日报》时评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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