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感怀

　　新中国五十五岁华诞了。对于一个走过漫长风雪驿路的行路者，感悟时代变迁，可能比一路顺风的行路者更多深切。

　　多少年来，我始终难忘一件往事。那是在新中国成立不久，我在北京日报社当记者时的记忆。当时，我是法国罗曼·罗兰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的热心读者。不仅我爱读此书，漫画家王复羊也是此书的知音，我们又是同居于东总部胡同的一个单身宿舍内的好友，在上下班的路上，便有了交谈此书的时机。时隔多年，许多交谈都已淡忘，但是有一个话题，却一直牢记于怀：小说中有这样一个大意如下的哲理性的情节，一个圣者背着一个孩子过河，圣者觉得背负越来越重；直到过了河，那位圣者与那个孩子对话时，孩子告诉他说，你背过来的不是他个人，而是一个时代。当时，我和复羊都破译过此寓言的含意，但是没有找到解答。多少年过去了，前两年复羊来我家做客，我们在闲聊时旧话重提，似乎找到了中国的圣者，那就是背负着一个沉重时代、扭转了中国命运的世纪伟人邓小平。

　　沉重的时代是指新中国走过的弯路而言。始自1955年反胡风运动，到1957年的反右，一直到内斗内耗的十年“文革”，浪费了近二十个年头的宝贵的建设时间。待到“文革”暗夜结束后，国民经济滑坡到了崩溃的边缘。“挽狂澜于既倒”是一件十分困难而又棘手的事情，而邓小平以其超凡坚毅，领导全民开拓了中国一个全新的局面。在此新中国五十五年大庆之际，我对这一认知深入骨髓。之所以如此，因为我是一个“三中全会”的受益者，中国千百万血肉生灵———上至正直的高层干部，下至贫困的庶民百姓，都是在“三中全会”的春风中得以再生的。

　　记得，在新中国五十岁生日来临之际，我在中央电视台的《新中国》文献纪录片，重温了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辉煌成就。特别刺激我中枢神经的是，在这部拨乱反正的多集文献片中，悲喜交织地发现了我的镜头，镜头下的我，坐在写字台前，正在苦苦耕耘。最初我已忘记了那是我什么时候的形影，仔细回忆才记起来，那是1979年刚刚回归文学队伍的我———因为我也曾是个被流放到社会最底层的一个贱民，在历史旋风中像蒲公英随风飘飞，像浮萍随波逐流而不知归处。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期，中国历史的火车头拐弯时，我才搭上了那挂列车，回到了北京。

　　1979年冬，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期间，新闻电影制片厂开拍一部文学艺术界拨乱反正的影片，镜头便追踪到一些曾经被错划为右派的作家。我记忆中有丁玲，另一个就是我。在会上拍了些镜头似还不能表达“死而后生”者的心境，便特意把我拉到我的家———当时只有八平方米左右的那间小屋。记得，当时摄影师进屋后就为难起来了，因为当时我一家四口还分别住在双层铺位上，而室内空间又小，摄影师无法站直身子调整镜头焦距，最后摄影师不得不趴在二层铺位上，才能把镜头对准我那张写作的木桌。是的，一个在东西南北漂泊了二十年的归来者，室内的寒酸是可想而知的。但我这颗草籽毕竟是被吹回来了，而且不是空手而归，带回来的是中国土地原色的生活，这种生活不是一般作家所能获取的。记得，前辈作家孙犁，曾为此写信给我，他说单从文学的角度讲，我的得大于失。但是我想说的是，要是没有邓小平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述，在中国大地上的定位，谁能给我们这些人再一次拿笔写作的权利？因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仅仅是一两个文化人遭到厄运，而是一批一批爱国的文化人像天上的流星陨落一般，被发配到天之涯、海之角。此时此刻，他们都归位到文代会的会堂来了，因而在那次有特殊意义的文代会上，我永生难忘的是，当邓小平同志刚刚出现在主席台上，台下的人自动站了起来，并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尽管小平同志挥动双手，让代表们落座，但是那一刻人们似乎已无法平息心中积蓄下冰与火的交融在一起的激情，掌声久久没有回落下来———直到大会主持人用扩音器，叫代表们坐下，宣布大会开幕为止。当时不少代表，为之泪落，我也是泪水洗面人中的一个。

　　当此庆祝新中国五十五周年华诞之际，我记起了为缔造新中国而血洒华夏大地的开国元勋们；面对崛起于东方的中国，我更怀念邓小平。百感丛生之际，我遥记起在北京日报社佩戴着记者的红绸布条、采访国庆天安门的青年时代。与此同时，我记起了罗曼·罗兰笔下的那位圣者。

　　我们不能忘记他和他们，他们是背负着沉重时代过河、把中国命运引向新世纪的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