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市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工作现场经验交流会”上透露，该市目前有1000多家单位纳入集中核算，其中市本级126家，实行会计委派制改革以来，仅市本级节约资金3000多万元，拒付不合理支出700多万元。今年开始的在市直所有单位全面推行部门预算编制改革、政府采购公开招标等措施，更为有效控制公款不当消费行为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本报9月29日A16版）
如何遏制腐败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对制度“防腐”也重视有加，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改革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必须由深化改革来解决。用长沙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董学生的话说：“要积极探索‘制度集约化’的反腐败制度新模式。”从源头上以制度安排的方式制约腐败行为，是今后深化反腐败工作的重中之重。
从源头上设卡防腐固然重要，但事后的有效监督与惩戒必不可少。这是制度反腐走上良性循环轨道的重要保证。譬如说126家单位被拒付的不合理支出700多万元，这巨款肯定是花出去了的，且不去追究是购了车呢，还是请了客，或是做了别的事。如果财政报不了账，这些钱如何“消化”（是由个人“埋单”，还是另想办法解决）？是否在防止了一种腐败的同时，又制造、孳生了另一种腐败？而且显然，后一种腐败对社会更具有破坏性与腐蚀性。如果没有事后强有力的监督，不仅源头设卡有“形同虚设”之虞，所谓制度安排也可能最终不过是“走秀”而已。
值得肯定的是，长沙市在这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构筑“制度集约化”反腐模式，通过制度内部机制的约束力来减少或防止腐败的发生与蔓延，并尝试科学引导与公众反腐创新相结合的全新方式。可以预见的是，具有长沙特色的“廉政文化”正在形成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