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深刻的国庆日

　　专题

　　在共和国诞生55周年的生命历程中，或许会有某一个国庆日曾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不管是个人的忧患、悲欢还是痛苦，一旦与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到一起，那么，这种忧患、悲欢和痛苦便被赋予了深刻的意义。本版三篇文章的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回忆不同年代的国庆日，读者从中可以看到共和国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艰辛与挫折、成功与喜悦……

　　——编者

　　国庆，曾有过的忧伤泪

　　傅宁军

　　1976年的国庆节，我是在苏北某地的单位度过的。之所以难忘，不仅因为当时我任职于小城，远离省城的亲人，在单身汉的国庆聚会上喝点酒便醉了。还因为我一不留神，竟因为传播“总理遗言”，转眼间成了个“重点人物”，保卫股长约我谈话，说他的话代表上级组织，软中带硬地叫我“彻底说清”。其实，我与这位神情严肃的股长颇有私交，可是“政治任务”一来他也板起了面孔。

　　我当然绝不能“说清”。早在三个月前，我回省城南京出公差，碰到几位久别的老同学，相聚之时大谈国事，感慨和忧虑兼而有之。这次聚会的最大收获，就是老同学送我一份手抄的“总理遗言”。尽管若干年后证实这“遗言”很可能是民间文学，但它的字里行间充满着时代的期盼，道出了文革后期无数中国人的心声，比如希望邓小平重整河山，比如希望中国实现现代化等等，在当时令我热血沸腾。

　　周恩来总理去世之后，这份“遗言”从天而降，似乎给了我们这些小人物一个纪念的契机。我连夜又抄了一份，次日把手抄的原件还给老同学。坐上长途车，像每次放钱那样把抄件放在胸前贴身处，如获至宝地返回苏北单位。我把这份“总理遗言”在机关好友中悄悄传阅，大家颇为振奋。然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火药味越来越浓，“总理遗言”的追查风也越刮越紧。追到我头上，我一口咬定，是在南京公共汽车上捡到的。保卫部门不相信，开始说说也就算了，后来话重了，我不免有了心理压力。

　　人可以保护自己，但不管如何，打死也不能出卖别人，这是我的人生信条。可追查“总理遗言”这件事，让我意识到一场政治风暴可能会降临，这背后大概有着更深刻的缘由。从办公室谈话出来，我漫无目的地走着。沿着绿树成行的大道，不知不觉地走到单位的大门口。在持枪哨兵的护卫下，大门上方张贴着国庆的标语，一面五星红旗升起在高高的旗杆上，微风吹动着旗面，显得格外凝重，格外深沉。

　　我停下脚，含泪向五星红旗行注目礼。这一年，作为祖国象征的五星红旗，曾三次缓缓地降下，在半空中飘扬，为悼念先后离我们而去的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毛泽东主席。揪心的哀乐一次又一次地响起，亿万老百姓的眼泪浸透了华夏大地。人们不会忘记，就在前一年，1975年的国庆宴会上，清瘦的周总理抱病发言，重申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那情景感人肺腑！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了，“总理遗言”却不胫而走，那寄托着中国人对人民的好总理的爱，更是对祖国前途的忧啊！

　　擦去脸上的泪，我用小人物的视角和心理思考着：五星红旗难道会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人民爱戴的总理蒙难而让老百姓继续遭殃？难道会容忍追查“总理遗言”的真正后台主宰祖国的命运？我深信，1976年的那个国庆节，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自然而然地发问，因为每个人的命运都离不开整个祖国的命运，你可以不关心政治，可政治无所不在，并顽强地把你卷入其中，谁又能置身度外？

　　终于，10月6日粉碎“四人帮”的喜讯传遍全国，欢庆的锣鼓鞭炮驱散了人们心头的阴云。至此，“总理遗言”的追查划上了句号，保卫股长见了我连声致歉。我知道不能怪罪于某一个人，股长仍然是我的好朋友。这是一个有关国庆的特殊回忆，已成为一段尘封的往事。在过去了28年、28个国庆节以后，祖国在改革开放的累累硕果中迎来55岁华诞，但曾有过的忧伤和曾有过的辉煌一样，都是最可宝贵的记忆。那忧伤的苦涩，那心灵的创痛，会令我在欣赏今天时更加懂得珍惜。

　　那一抹残阳如血

　　方子

　　我们一家永远都不会忘记36年前国庆节那一抹如血的残阳。

　　那年我四岁，穿着一件领子耷拉到胸口、袖子卷得老厚的深色外套，因为是用大人的衣服改的，所以一路上我都在很无奈地往上卷长长的袖子。路上偶尔会碰见脸上挂着紧张表情的行人，眼神闪烁地匆匆而过。国庆的气氛被满街悬挂的红旗和高音喇叭渲染得非常热烈，金黄的银杏叶洒落在街道，给那个秋天的下午增添了一丝让人愉悦的色彩。大着肚子的妈妈艰难地走在前面，她穿着用外婆的大衣改成的深灰色三粒扣子的呢子外套，一条改短了的海蓝色旧军裤，头发齐齐地垂在耳边，像街上走过的所有女人一样灰头土脸。妈妈领着我走了很远的路，来到县城唯一的百货公司。因为是国庆节，百货公司进了少量的“封缸酒”，这可是爸爸最爱喝的酒，妈妈费了很大劲才弄到可以买一瓶的票，所以急忙领着我赶来。

　　妈妈那个时候并不知道押着爸爸游行的队伍就要经过身边，她心里正盘算着晚上怎么弄两个好菜，让爸爸来上一盅香香的“封缸酒”，要是能喊上我们家最好的朋友王叔叔一起，那爸爸一定会开心得跳起来。可是这么久没联系了，不知道王叔叔的情况怎样，有没有被揪出来？妈妈喜忧参半，紧紧地攒着一张黄色油印的酒票和几张皱巴巴的人民币。

　　远处锣鼓喧天，且渐响渐近。妈妈在火红的夕阳下转身，回头张望。突然，她看见了游街的队伍以及走在队伍前列的爸爸。他的脖子上挂着厚重的木牌，脸上涂着蓝色的油画颜料，双手被反捆着，他被一个脸上长满青春痘高举着拳头的男孩牵扯着，走起路来像少了一条腿的灰猫。当他竭尽全力调整好步态，继而傲慢地抬起头的一瞬间，看见了靠在墙角脸色苍白的妈妈和浑身颤抖的我，他脸上陡然升腾的悲愤和无奈像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妈妈身上。我至今都无法形容那种突然到来的震惊、以及凝固在我们脸上悲愤的表情。游行队伍在喧天的锣鼓声中远去，银杏叶照样在身旁飘落，凄美得令人心碎。妈妈将手中的票撕得粉碎，拉着我走进了街角的“十月照相馆”……长大后，我看过那张已经泛黄的黑白照片，保管得非常好，周围细小的牙边都清晰完整。照片上的妈妈紧抿嘴唇，眼里是一团湿湿的黑，因为愤怒，她脸上的肌肉绷得很紧，乌黑的头发坚硬地垂着。妈妈从照相馆一出来就直奔县人民医院，半夜十二点整，弟弟尖锐的哭声盖过了妈妈的惨叫。

　　那一天是1968年10月1日。以后，每当我们一家举杯欢度国庆时，我都仿佛站在那个有着火红夕阳的午后，身边刮着猎猎的秋风，我在回忆里张望，那一抹如血残阳一晃而过。

　　生日鸡蛋

　　老毕

　　我生于1949年10月1日。就在那一天，我的父亲送解放军渡湖时一不小心掉到了湖里，就再也没有起来。因为我父亲划船时喝了二两酒，所以他落水的细节及结果让一些人争论了30多年，直到1982年才被评为“革命烈士”。我至此才得以走进了城里的一家工厂。

　　我每次回家，母亲都装上半篮子鸡蛋，由我带回厂分送给车间里的工人们。那年月，鸡蛋是十分贵重的，我因为这些来自乡下的鸡蛋，落得了一个好人缘。

　　我的母亲很会养鸡，却极舍不得吃鸡蛋，一般都是慢慢地积攒起来去卖。只在每年我生日那天，她才在粥锅里放下一个鸡蛋。煮好捞起来，母亲都要放在她自制的染料里染红，然后才给我吃。年年如此。直到上世纪80年代，我父亲的烈士证书批了下来，母亲才向我吐露了心中的秘密：这原是对我父亲的一种怀念。老头子是为解放军送渡上前线而死的，她坚信党一定会对他的死给予一个红色的答案。所以她在我生日的鸡蛋上染成红色，是一种埋于心底的追思与期望。1982年烈士证书批下，老母亲特别高兴，在国庆节，也就是我的生日那天，就为我煮了两个鸡蛋。我进城以后，也一直保留着生日那天吃一个鸡蛋的传统。尽管80年代后期，日子渐渐红火起来，鸡蛋已不是什么稀罕之物，但我一直恪守着母亲的那份信念。

　　1993年，我的母亲去世了。她去世的方式也与水有关：一天黄昏时她去湖边洗菜，洗着洗着竟一头从岸边的石上栽进了水里。得知噩耗，我星夜赶回老家，面对着浩瀚的湖水痛哭失声。我只能相信，在冥冥之中，两位老人以这样一种奇特的方式终于团聚在一起了。

　　不久，厂里的工人们都知道了我家的故事。从此，在我每年过生日的那天，他们都为我送来许多鸡蛋，且都用食用色素染成了红色。当我默默地吃着这些饱含着情意的红鸡蛋时，都会想起我的烈士父亲，想起1982年10月1日的那一天母亲脸上欣慰的笑容。

　　图：

　　本版插图／张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