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氏家庭"：三代结缘世界贸易研究

　　新华网上海频道记者吴宇10月2日报道：在中国外经贸界，上海的汪氏家庭拥有很高的知名度：今年86岁高龄的汪尧田教授是中国最早研究关税与贸易及最惠国待遇问题的学者，并创建了中国最早研究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民间学术机构，被称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最早鼓吹者和倡导者。汪老的女儿汪明是上海市外经贸委条约法律研究专家，外孙汪成最近在美国取得了国际经济法硕士学位。汪氏家庭老中青三代结缘世界贸易研究，合作著书立说，传播、普及世贸组织的常识和理论，在学术界和企业界传为佳话。

　　近日拜访汪老，他正忙着协调各方力量，与欧盟合作开展有关中国对外贸易法与世贸组织规则融合的课题研究，并在家人和同事帮助下筹备一个相关的国际研讨会。汪尧田对记者说：如果把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比作摸着石头过河，世贸组织就是河中的一块大石头，它和国家前途以及每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正是亲身经历了新旧中国的苦难、贫穷以及来之不易的改革开放，始终憧憬着国富民强，我们一家人才不约而同走上对外贸易教育和研究之路，以此为国家富强立言、出力。

　　55年前的10月1日，时任中央政府贸易部对外贸易管理处副处长的汪尧田，站在天安门观礼台上，亲眼见证了新中国诞生，不久即以火热的革命激情参与了新中国第一部进出口贸易管理法规的草拟工作。这是汪尧田以一名外贸专才报效国家的开始。

　　在此之前的一个世纪，中国可以说是烽火弥南北，家国难千重。人们连一个安定的家庭都没有，更别说施展一腔报国志向了。汪尧田说。

　　出生于安徽省全椒县的汪尧田，16岁时就因父亲亡故而辍学谋生。刚当了两年乡村老师，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被迫和家人经历了数个月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积贫积弱的家国饱受侵略者蹂躏，在汪尧田心头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也激发了他为国家富强读书的人生选择。1944年，汪尧田刚刚从西迁的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就报名参加盟军从事翻译工作，在滇甸战区成为一名光荣的抗日战士。

　　让人难以想象的是，40多年后，汪尧田前往日本东洋大学讲学，带去的礼物竟是比较利益的外贸理论。他以发自肺腑的真诚对昔日敌人说：贸易和赌博不同，战争也只能是一败一胜，而贸易和经济合作不一样。只要各国以各自占有优势的生产要素或商品进行平等的交换和合作，都会得到利益。中日两国的经济学家为什么不能设计出一套机制，让两国的经济稻田里都有适宜水稻生长的水量呢？

　　可以说，从1945年抗战胜利留学美国攻读国际商贸，到1948年回归新中国怀抱参加经济建设；从1954年起先后参与北京、上海两地外贸学院建立，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下放到安徽农村喂猪改造，汪尧田一直在寻找平等交换和合作的国际贸易之路，一直没有放弃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和加入世贸组织的理论探索。

　　1956年万隆会议，中国政府以平等的地位与苏联等国签定了包含最惠国条款的双边贸易协定，而打消鸦片战争以来国人对最惠国条约诸多抗议和疑虑的重要因素，正是汪尧田出色的有关关贸及最惠国问题的理论研究。

　　改革开放之初，汪尧田冒着受极左思潮批判的危险，在全国外经贸界率先提出了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继而最早介绍了雁行发展理论，推动中国企业主动参与国际分工。

　　1986年，与中国政府申请复关同步，当时已年届七旬的汪尧田在上海外贸学院建立了全国第一家关贸总协定上海研究中心（后更名为世界贸易组织上海研究中心），在晚年迎来了事业的黄金期。近20年来，中心几乎年年举办研讨会，翻译、介绍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的规则文件和最新信息，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承担了多个国家级和市级的世贸理论研究课题，编著出版了一系列专著和期刊，其中由汪尧田带领学生编写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总论》一书一版再版，销售近10万册，得到中央领导以及学术界、企业界的高度评价。

　　直到今天，精神矍铄的汪老还担任着世贸组织上海研究中心主任，他不仅被学术界和后辈学生视为大师级学者，同样被4个子女和众多亲友称作事业领路人。二女儿汪明告诉记者，文革中，她们兄妹4人无一例外上山下乡，粉碎四人帮后，又都陆续考取大学，有的进而出国深造，直接或间接从事外经贸研究和实务工作。出生于1979年的大外孙汪成，可以说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长大，和中国的外经贸事业一样蒸蒸日上，自然而然也继承了汪老的事业，一家人都走上了贸易兴国的道路。

　　父亲把一生都献给了国家的外贸事业。他虽然没有刻意指导晚辈的人生道路，但从小的耳濡目染，让我们无形中跟在了他身后。知识分子要报效国家和人民，要立功、立德、立言，这就是我们家50多年形成的家训。汪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