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心人闯大祸”拷问传统道德

　　网友：孙振军

　　又是黄河！又是沉船！上次在河南小浪底，死44人，这次在山西临猗县，亡48人。我想发表一些尽管已无法“惩前”、却但愿可以“毖后”的看法。

　　这次黄河临猗县境内张郭村附近发生的“9·23”沉船事故，日前已确认12人死亡、36人失踪。与以往的灾难报道所不同的是，媒体这次不仅没有过多地遣责肈事者、张郭村村民樊宗义，反而一反常态地说了他不少好话：为人豪爽、仗义、人缘好，开的是“免费热心船”、“好心人闯下大祸”等等。相信这些评价与事实都是很接近的，但更残酷的现实是：他要了48名乡亲的命。

　　因此，顺着“好心人闯大祸”的这个思路想下去，首先应该拷问的就是传统的道德是非标准。严格地说，我国是一个以农业文明为底蕴与支撑的文明古国；而农耕文明的特点之一就是除天灾、疾病、兵乱等不可抗力外，其它灾难系数明显偏低或几近于无。而千百年来的简单农耕劳作方式，也造就和形成了低风险意识的人际关系与道德界限，“热心肠”、“厚道”、“大方”、“不占小便宜”等等，都被视为“好人”与“楷模”而受尊敬。不幸的是，这种价值观念与评判标准直到现代社会与现代化的今天，直到现代人的风险概率已成倍上扬、并因此使社会职能分工愈来愈细化的市场经济的今天，还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与广泛的认同感。在临猗“9·23”沉船事发地的同一河段，那些营运证照齐全、受过专业培训、但却要收取少许费用的渡船与船工，在当地村民看来，显然是“不大方”、“不厚道”、“很小气”的。然而，这种道德观却使他们与亲人付出了再也无法挽回的代价。

　　此外，时代在变，“好心人”的行为方式也得变。一位农民企业家告诉我，当年他赶牛车时见乡邻就捎上，以后他骑自行车时也捎上；后来他开拖拉机时就很犹豫了，现在开上轿车后干脆谁也不捎了。为什么？太担心。乡邻们坐在轿车上见熟人就大喊大叫，想下车时不论车开得多快都敢拉开门往下跳，咋劝都无用。企业家说：“宁肯让乡邻们骂我‘没良心’、‘瞧不起人’，也不愿闹出家破人亡的祸端来。”仔细想来，他的言行看似无情，却有大情。

　　再接着想下去，还应该拷问的是普法教育的一大盲点——当好心人、做好事时也不能违法违规、蛮干胡来。

　　多年来，我国的全民普法教育活动乃至国民教育系统法律课程中，强调与注重的往往是一般意义与常规层面上的法律法规知识普及，比如：杀人要偿命、盗窃要判刑、欠账要还钱、打人要坐牢等等主观上故意性行为；而对客观上的无意性危害或过失性犯罪行为，却鲜有告诫甚至从不提起。因此，只要主观上无故意、尤其是目的上不牟利的所谓“做好人”、“办好事”行为，再坏的路也敢走，再超的车也敢开，再重的船也敢撑、再大的险也敢冒。临猗“9·23”河难的祸首樊宗义，如果他的摆渡行为是经营性的，也许并不敢让一条废弃的、只能载20几人的农用船一下上69人；也许他正是自认为在“做好事”，才敢如此“无私无畏”。

　　现实生活中，平民尤其是乡村中“憨大胆”式的“热心肠”，决非樊宗义一人；而这在机动化、机械化乃至电子化日愈普及的新型生活方式和生产资料结构下，其危害性有时会比故意犯罪更大。因此，在今后的普法教育中，务必要补上违规也会杀人、“无私”也得“有畏”这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