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来论

　　秦晖的文章击中了要害

　　10月2日，贵报刊发秦晖教授《国资流失，板子何以只打买方》一文。这篇文章精彩至极，不但通俗易懂、视角独特，而且击中问题的要害：“国有资产流失”的根源主要在“卖”而不在“买”，在官不在商，在“国”不在“民”。国资流失根在权力失范。这不是“人性问题”，而是“体制问题”，有“原罪”的是不受制约的权力。

　　但权力失范的体制问题，又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其实就是政治体制的问题。以国企改革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到今天，须有与之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获得较好的效果。不少专家、学者曾经提出，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若相应的政治改革滞后，则既难以解决好市场经济所暴露出的问题，还会阻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对此，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石齐平先生有过精彩论述。他认为，市场经济改革通常会产生4个“乱象”：物价上涨、失业、贫富差距和腐败问题。要克服这些乱象，须有一套跟市场经济发展相配套的体制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而且这些体制改革跟4种“乱象”之间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经济体制改革，主要用来对付物价；对付失业和贫富问题，不能光有经济体制改革，同时要有社会体制的改革；而对付腐败问题，不仅需要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同时还需要政治体制的改革。他还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既是一种价值、一个目标，同时还是服务于市场经济的手段，而这个手段又恰恰是中国持续进行市场经济改革不可或缺的。默客

　　广州不应让电动车上路

　　近日，随着电动自行车在某些城市的热销，广州应否允许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的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我认为，如果允许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必然会给广州的交通安全及其管理造成负面影响，因此还是不给上路的好。

　　如果把电动车定性为机动车，那么电动车的行驶车道，配备的证书，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所承担的责任，对驾驶者的要求等都要符合机动车的要求，从目前电动车的性能和安全角度来说，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一要求。如果把电动车定性为普通人力自行车，选择电动车作为代步工具的需求一定相当可观，上路的电动车必然激增。近年来，由于上路自行车大幅度缩减，广州道路的划分已经作了很大改变，非机动车道不但被一再修窄，隔离带也基本拆除。原来就狭窄的非机动车道肯定容纳不了激增的电动车，非机动车违规驶入机动车道的现象不可避免，交通堵塞和交通事故的增加可以预见。老轨

　　发布预警缓解“逢节塞车”

　　国庆黄金周到来，广东媒体的重磅新闻之一，就是随着出游者的增多，公路上又形成拥堵。有专家说，每到五一、国庆这样的节日，公路都毫无例外地塞车，有关部门能否像气象部门一样发布一些预警信息，让市民错开出行高峰(见《南方都市报》报道)？

　　综观有关专家的观点，形成“逢节必塞车”主要有三大原因：一是规划设计欠妥；二是道路资源紧张；三是预警信息不够。在这三大原因中，如果说前两条还属于难解近渴的“远水”，那预警信息的保障，就实在应该有更大的作为了。在大型路网建设一时难以完备的情况下，可以先将现有高速路、等级路、简易公路连缀成网(可将平时“不搭界”，但距离又不太远的路临时连接起来)，在交叉路口组成疏导力量；利用交通广播电台、各路口建电子显示屏等方式，即时播报各路段交通状况，让出行者心中有数；收费处多开通道，简化高速路的收费环节，实行并鼓励驾车者事前购买高速路“通票”，尽量减少停车收费；对集体自驾车出行，要实行申报制，在对其安全事项审查合格后方可上路。

　　马龙生

　　预防超载要从车上想办法

　　重庆石柱“9·25”特大交通事故，是自福建连江“8·23”特大交通事故以来，又一起一次死亡可能超过10人的交通事故。责任追究一是要追究人的责任，二是要追究路的责任，同时也不要忘记追究车的责任。在10月1日汽车召回制度实施之际，车的责任更应当引起人们的关注，而这方面以往容易为人们所忽视。

　　据初步调查，重庆石柱“9·25”特大交通事故中，肇事车辆核载9人，实载46人，实载人数竟然达到了核载人数的5倍以上！这就道出了客车自身存在的问题：客车的实载能力远远超过其核载能力，这在客观上为恶性超载提供了条件。从客车的角度来预防客车恶性超载，就必须解决客车的实载能力远远大于核载能力的问题。要从质量和空间的设计上，使客车的实载能力与核载能力基本相符，使客车即使想恶性超载也做不到。也就是说，要通过对客车的质量要求或者空间分配作出严格的规定，把客车最大的可能超载率限制在一个相对合理的范围之内，从而从客车自身来预防客车恶性超载。

　　陈德宏

　　禁令越多漏洞越大

　　最近，深圳市有关部门发布了五条禁令，严禁公职人员以打麻将等各种形式赌博，违反规定者，将受到开除党籍和公职等处分。

　　以禁令方式进行管理，无非要告诉管理者什么样的行为应该避免。但如此简单地列举一些禁止行为，恐怕很难达到约束被管理者行为的目的。一个常见的思维逻辑就是，如果说禁止的那些行为不可为，那么除此之外的行为就一定可为么？我们不妨来看看深圳这次的禁赌令，其中前两条规定：公职人员严禁在公务时间、公务场所以及学习、培训或下基层调研、检查工作等公务活动期间打麻将。这样一来我们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打麻将是明确规定不可以的，难道打扑克没在规定之列就可以么？再如，第四条规定：严禁与管理和服务对象以打麻将等各种形式输赢钱物。照这样的逻辑，与同事、朋友进行赌博活动就可以么？

　　禁令规定得越详细，就越容易出现制度漏洞，从而导致所谓的“钻规则空子”的行为，因为人的理性的有限性不可能穷尽所有可能发生的行为。事实上，上述5条禁令归结到一点，就是严禁公职人员在公务时间和公共场所参与各种赌博活动。因此，即使某种禁令是必须的，也应该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否则就难免在现实操作中出现“没有禁止的就是可以的”的误导。

　　张东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