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进上海时的陈毅夫妇 “不要漏请一个人”
上海解放后第六天吧，市委宣传部、统战部、文管会和文化局向陈毅汇报文教工作，主要由夏衍同志汇报。他一身而兼三任：中共市委宣传部长、文管会副主任和文化局长。我补充了一些文教界统战工作情况。陈毅听了以后说，你们提的这些认为难以处理的人，都是知名人士，还是有爱国心的。有爱国心，只要他们没有具体反共行动，都应该用，有的还可以重用，而且还要考虑到他们生活上学习上研究工作中的具体问题。他要宣传部和统战部共同拟出一个名单，召开文化界座谈会，他准备出席。他说，这个会应该早些开，参加的人要包括科学家、学者、专家、教授、作家、艺术家，还有中小学教师也要请来，人多一点不要紧。他着重对我说，所有在上海的文教界有代表性的民主人士都要请到。宣传部和统战部拟好名单，夏衍和我把一百多人的名单送给陈毅。他亲自审阅，问了一些人的情况，又补充了少数人，并说：不要遗漏任何一位应该邀请的人，“一人向隅，则举座为之不欢。”
开会的那天，我陪陈毅同志到了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九楼。陈毅用谈心的方式讲话，一口气讲了四个小时。历史学家周谷城教授因参加反蒋爱国斗争，曾经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关押，他站起来激动地说：“感谢解放军打进上海，把我们解放了！”话音未落，陈毅接上去说：“不要说解放，是会师，解放军从外面打进来，你们从里面打出来，我们是共同会师！”“交响乐团是好东西”
解放初，上海电影院上演的多数是美国片子，剧院、书场里上演的都是旧剧目。从解放区来的文教接管人员理所当然地看不惯，有人主张禁一些戏，有人赞成没收一些场所，有人希望杀一儆百。夏衍请示陈毅，陈毅说：“上海有几十家戏院、电影院、书场、大世界之类的游艺场所，直接间接依靠此为生的人大约三十万。要是硬干，这些人马上就发生吃饭问题。没有饭吃，人家就会到市政府来请愿。那时候你再跟人家谈工农兵，人家就会打破你的脑壳。把什么都反掉是容易的，从实际情况出发逐步逐步地改就不容易。”夏衍根据指示照办了，否则那三十万人真的会掀起轩然大波。
上海租界工部局有个铜管乐队，逐渐发展为上海交响乐团，全团有1／3成员是外国人，首席指挥是意大利的音乐家，第一小提琴手是匈牙利人，这个交响乐团在中国是第一流的，在远东也是首屈一指的。接管人员认为成员复杂，对外籍人员很难处理，又是工农兵听不懂的洋玩意儿，没有请示，擅自解散了。陈毅听到这件事，立即把夏衍找去，严肃地说：“交响乐团是个好东西，这个乐团为啥子要解散嘛？交响乐是文化，是艺术，是武器，就看你演奏的是什么东西。用一些外国人怕啥子？这些人也都是艺术家，你可以让他们为我们服务嘛。你是主管文教接管的，你就有责任。要赶快下命令，把它收回来！”夏衍马上查问，把解散了的交响乐团收了回来。上海爱国产业家的心声
文教界的人士喜欢听陈毅讲话，工商界人士更喜欢听。他在产业界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到香港，那些跑到香港的上海民族资本家又纷纷从香港回到上海，其中有著名人物刘鸿生。他曾经是“开滦矿务局”总公司买办，白手兴家，渐成巨富，人称“煤炭大王”。国民党败走台湾时，不让刘鸿生留在上海，迫使他去台湾。他不肯去，就住到了香港。香港也非久留之地，他让儿子刘念义征求人民政府的意见，他可以不可以回来。陈毅市长表示欢迎。刘念义从上海去香港，接他爸爸回到了上海。刘鸿生继续经营刘氏企业，被选为人大代表和市政协副主席。
1950年2月6日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发电厂时，刘鸿生接到特务寄给他的一封信，里面有一粒子弹和一封短信：“刘鸿生，这就是你的下场！”他写信给陈市长，并附去了特务的威胁函。他说：“陈市长：我过去跟国民党走了几十年，他们干尽了坏事。共产党、人民政府是太阳，我决心跟你们走。如果你们被迫再打游击，我也决心跟你们走！”这代表了当时上海爱国产业家的心声。
（《文汇报》摘自《往事回首录》周而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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