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家的敏锐

　　何西来

　　杨黎光有一种对于报告文学题材的特殊的敏锐捕捉能力。在《瘟疫，人类的影子》（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里，他记录了正当非典肆虐之际，他毅然走出家门与妻子告别的情景：“于是，作为一名记者、报告文学作家，我知道该出门了，尽管满世界都是口罩。那天我对妻子说，我要去广州。妻子说，广州非典闹得那么凶，人家躲都躲不及呢。我说，我就是为了非典而去的。妻子不解地望着我。我解释说，我要去采访抗非典。妻子沉默了一会儿说，不能不去吗？我说，不能。说完我就出门了。”对于战士来说，枪声就是命令。杨黎光出门别妻时涌动在心头的，就像一个真正的战士听到枪声和号角声时推动他奋然前行的崇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一样。

　　非典是一场突发的灾厄，一场威胁到我们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疠疫，初发于广东，来势凶险狞恶。广东的医务工作者组成了第一道抗击的防线。仗打得很惨烈，很悲壮，白衣战士们成片倒下，捐躯成仁者也有人在。当白衣战士与人类尚未认知的病毒进行殊死决战的时候，那战场，就是报告文学家，作为文艺战线的尖兵，应该在场的地方。广东在抗击非典的恶战中，组成了两个方阵，白衣战士的方阵和文艺战士的方阵。白衣战士的主要代表是钟南山，文艺方阵的代表之一是杨黎光。取得抗击非典胜利的是医务工作者，而记录并讴歌了白衣战士的英雄业绩和伟大精神的，则是文艺工作者。

　　抗击非典的那一场生死拼搏，已经凝固为历史，而非典的严峻威胁也似乎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远去。然而，作为报告文学家的杨黎光仍在咀嚼这场非典疠疫所带来的后果，一幕一幕地在自己的脑海里搬演着那些让他刻骨铭心永志不忘的场景，他终于看出了他手里握有的材料的深层意义，发现了其中的人性价值、科学价值和历史价值。于是，在其他报告文学家处理同一题材止步的地方，他又前进了。他翻阅人类进化史、科学史和医学史的有关资料，在更广阔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之下，对广东以至全国抗击非典的题材，进行了深入的开掘，写出了《瘟疫，人类的影子》，从而在同类题材的处理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杨黎光的报告文学作品从来都把对人的关注放在最中心的位置。他不以对事件的离奇曲折的编排和叙述为能事，哪怕在处理他擅长的大量涉案题材时，也是把笔墨集中于笔下人物的灵魂与命运，以悲悯的情怀和人性的眼光，进行细致的剖析与辨别。《瘟疫，人类的影子》在题材上与他先前所写的涉案作品有很大的不同，主人公们都是医疗战线上的精英，是一些当之无愧的时代英雄，但他还是把他的笔触深入到这些人物的心灵深处，即写出了他们英雄主义的气质，使作品的基调悲壮而崇高，具有提升读者精神境界的力量。读了《瘟疫，人类的影子》，让人们感到，我们生活的时代仍然是一个需要英雄、并且产生了英雄的时代。突发的事件，常常能唤醒人性深处崇高、伟大的东西，使一些平常看来很平凡、很普通的人，变成真正的英雄。

　　人是历史的产物，又是历史的创造者，杨黎光关注人，就不能不关注人的历史。抗击非典的题材，无疑是近距离的现实题材，然而在杨黎光看来，这同时也是带有历史意义的题材。他不仅把抗击非典的斗争放在人类发展史和生命起源史的广阔背景下进行评说，而且把这场遭遇战看作是人类与各种疠疫进行反复较量的历史的一个新的环节，是一种必然会有的延伸。从这样的观念出发，就使他对抗击非典的叙述，成为具有浓厚的历史感的叙述。

　　《人民日报》 (2004年10月05日 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