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意思谁都明白，但如果把三百六十行一一道来，却为难了。也有人写或画过三百六十行，可是读者不是说漏了，就是说多了行当，把一行算成两行甚至几行。还有人说地域性太强，没有代表性。而且，北京曾有人调查统计后说是七百三十三行，超出传统说法一倍。
从中国民俗史考察，社会分工或行业分类，说法不是有规律地从少到多的。春秋战国时，称“百工”（《庄子·徐无鬼》），或“百技”（《荀子》），到宋代称三十六行、七十二行或一百二十行。至于三百六十行的说法，出现在元明时期，杂剧《玉兔剧·投军》中有道白：“叫街坊上民庶，三百六十行做买卖的，愿投军者旗下报名”；明人《西湖游览志余》则说：“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语（指行话）。”可到了清代李渔《王搔头》中，又说成三十六行。这种现象表明，三百六十行不是确数。
既不是准确的数字，口头上又常说，是怎么来的呢？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有一段话：“三十六行者，种种职业也；就其分工而约计之，曰三十六行；倍之，则为七十二行；十之，则为三百六十行，皆就成数而言。俗为之一一指定分配者，罔也！”三百六十行是成数；不能一一确指的说法，是见于各种权威经典的。
三百六十行说法的不确定性，客观上是因为“行”字就起源于唐代的商店“市肆成行”，行本身是从“店”而不是从“业”分的。到宋代市井中，在口头传承中，又说成“九金十八汗七十二寡门和九流三溜”。就实质说，这是一种民俗事象。口头传承的东西，向来具有模糊性，又在传承中丰富。简单说，就是行中有行，大行挎小行，行外有行，一行分几行。有人举《鲁班书》为例，说其中有“金、皮、漂、澄、风、火、雀、耍、财、马、利、夸”，每字分六门，共七十二门；每门又分五行，共得三百六十行。看似有理，实则此书仍为江湖春典，分析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不足为据。
但对传统行业成数的说法，还内含着民俗心理，即中国人对数字“九”的崇拜。无论说成多少行，都是九的倍数。九代表多数；几倍的九，就更多了。这是中国行业在量化时的秘密。
现代科技高度发展，社会分工会有更大更快的演化，行业分类的量化标准一定会明晰，三百六十行已没有代表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