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先生在同口镇

　　今年6月，我回到别离已久的故乡同口镇，在那条狭长的小街，踏进一代文学大师孙犁先生执教的小学校旧址，心情格外不平静。不太大的院落打扫得干干净净，几棵苍劲古槐遮住了阳光的照射。孙犁住过的二层小楼已经拆除，新盖起的一排平房成了乡村诊所，只有临街的学校门楼还依稀可以看出点当年的容貌，但门脸墙壁上的图案几经风吹雨打早就退了颜色，就连“同口小学”几个楷书大字也剥落得没有了踪影。我无心和来这里看病的人闲聊，脑海里更多的是孙犁先生的身影：“回忆在同口教书时，小院危楼，校内寂无一人。荧荧灯光之下，一板床，床下一柳条箱。余据一破桌，摊书苦读，每至夜深，精神奋发，若有可为。”

　　那是抗战前的1936年，孙犁从保定育德中学毕业，去北京求业不成，经同学黄振宗、侯士珍介绍来到同口镇完全小学教书。同口镇在冀中可谓名气不小，它坐落在白洋淀的西岸，北、东、南三面环水，水路经大清河、子牙河直达天津；西面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旱路抵保定约35公里。这里居住着2000多户人家，老百姓主要以编席、织篓、捕鱼、捉虾、使船、经商为生。镇上流传过一首古老的民谣：“白洋淀有四宝，荷花飘香、鱼虾跳，百里芦苇、河菱角……同口镇有四家，陈不惹、韩不沾，惹了刘家要见官，都说王家无势力，王家有个过货官。”这是旧时代同口镇一幅生动的风景画，又是一幅形象的乡间势力图。古镇不仅交通便利，物产丰富，民风淳朴，文化积淀深厚，同时，也曾产生过北洋时期的总督、国民党时期的新军阀以及横行乡里的旧势力。当然，“七七”事变以后，这里便成了“抗日的烽火台”，成了白洋淀抗日根据地的发源地。聂荣臻、杨成武、吕正操等许多著名将领都曾在这里指挥过水上游击战。

　　那时，孙犁在同口小学担任六年级国文教员。受过他教育的学生大概有三十几个人。这些人，有的在战争年代就献出了生命，大多数还是为谋生计、长年积劳成疾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现在镇上健在的也就剩五六个人了。我拜访过他们，这些年过八旬的老人，谈起孙犁大都难以克制激动的心情。其中一个叫王老猪的，论辈分我该称呼二舅。他的声音有些颤抖：“那时候，他不叫孙犁，叫孙芸夫，个子瘦，身材高，穿一件长衫，留着分头。上课时和声细语，常常离开课本给我们讲高尔基、鲁迅。我们都很喜欢他，我还撑船带他到淀里摘菱角、看荷花，在芦苇荡里捉过喳喳叽（一种水莺）呢。”这些能记起孙犁的人，都说村边的大堤上和河沿的柳树旁，是孙犁最常去的地方，因为那里常常有乡亲们织席、编篓、捻船、结网……

　　孙犁在同口镇不仅教书育人，还熟悉了这一带的风土人情，与这里的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义。他在《白洋淀之曲》中曾有这样一段细腻的描写：人们在这里/靠着水生活/千百年来/谁不说这一带是水乡南国/在这河北的平原/有这样一个大水淀/环绕着水淀有一条大堤/春夏两季有了个西湖的颜面/荷花淀的荷花/看不到边/架一只小船到中间/便像入了桃源……

　　1937年7月7日，日寇的铁蹄践踏了华北，打破了白洋淀的平静。孙犁也不得不告别了同口镇，奔上了抗日的征程。孙犁在同口镇仅仅一年。这一年，为他一生从事文学事业打下了深厚的积淀。1945年春天，孙犁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和工作时，听到几个白洋淀过来的老战士讲述水上游击队打鬼子的故事，这勾起了他对在同口镇一段生活的回忆，那些熟悉的人物在脑子里陡然活了起来：仿佛在大堤上捻船的小伙子成了无畏的战士；在柳阴下编席的妇女、在大淀里摘菱的姑娘全都拿起了武器……他按捺不住激动，在延安的窑洞里一口气写下了《荷花淀》、《芦花荡》、《白洋淀边一次小战斗》。这些带着水乡气息，洋溢着荷花芳香的作品在延安《解放日报》一经发表，立即传遍了抗日根据地。同口镇的乡亲们知道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上了报纸，成了文学经典，个个拍手称颂。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孙犁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又一次回到梦魂牵绕的同口镇。他访问了原来的学生、家长，看望了老同学、老同事，采访了老战士、老英雄，重新登上了自己过去教书时的小院危楼。他看到镇上鱼虾满市、鸭鹅成群、苇垛堆山，老百姓欢声笑语，于是又以真挚的情感，写下了《渔民的生活》、《嘱咐》和《一别十年同口镇》。

　　同口镇的老百姓感激孙犁，思念孙犁。孙犁也没有忘记同口镇。解放后他在天津工作期间，每次到白洋淀考察、采风，都要约上几个同口镇的乡亲座谈。1987年，我曾经怀着对孙犁先生的崇敬，以同口镇乡亲的身份给他写过一封信，向他报告改革开放给同口镇带来的巨大变化。这封信，由孙犁的姑爷张大纲同志带去。没几天，孙犁先生捎回两本书，一本是《白洋淀纪事》，一本是《孙犁文学研究专集》，并工工整整签上了他的名字。我为之深深感动，并把这两本书转赠给了同口小学校。没想到，这两本书竟成了同口镇一代又一代的新人对孙犁先生的永恒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