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我们为啥不能为娃买明天？

　　记者近日在对西北地区教育现状进行调研时发现，自一费制实行以来，农民负担虽然得到了减轻，但其子女的受教育问题却因贫困地区地方财政投入严重不足和农民不能办教育的政策高压线而走入新的困境。不少农民投资教育的积极性受到打击，当地教育部门也深感无奈。

　　甘肃民勤县泉山镇教学辅导站站长马林程告诉记者，2002年，该镇红柳岗高小（只有五、六年级的小学）的教室和学生宿舍房顶频繁漏雨，屋内地面和操场也出现了翻浆，严重影响学生学习生活。为解决燃眉之急，镇上先后开了两次人代会，会上农民代表主动提出以自愿的方式捐钱为娃娃修学校，平均一人15元钱。集资过程中，90%的农民自愿捐了钱，共计十余万元。镇上随即用这些钱修建了一栋教室、一座厕所和学校的围墙，改造了两栋宿舍，对校园地面进行了硬化。但后来县领导、纪检委知道了这件事，严厉批评了镇上的做法，认为与国家税费政策不符，并要求立刻停止工程，退还农民捐款。

　　马林程说：我们去退款的时候，好些农民都不要，我们说这是县上按国家政策做的决定，必须退。有人不满地说：给自己的娃修学校咋还不成了？不让捐钱也可以，谁也不是钱多了烧的。你们政府倒是能掏钱把学校修了嘛！又说没钱修不了！到底不是领导们自己的娃，看不见娃淋着雨上课，当然不心疼！

　　马林程说，农民有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自从退了捐款后，红柳岗高小的维修工作就停了下来，二十多万的工程款至今还欠着，没有着落。最严重的是，因为出了这事，泉山镇整个教学区的2000多平米危房都没办法修了，很多学校已经无法开展正常的教学工作。提及国家危房改造项目，马林程说：自从民勤县1996年早早地普了九，就很难再争取到国家项目，而且就算是争取上了也非常有限，只能排着队让最困难的学校先解决问题，少得可怜的国家项目对于大面积的危房来说就是杯水车薪。

　　在青海省化隆县群科完小采访时，校长王兴隆给我们讲起了这样一件事。前两年，学校校园后面的围墙由于年久失修坍塌了。1998年以来，就没有任何部门给过学校一分钱的公用经费。学校无奈。就召开了个家长会诉了诉学校的苦衷，家长们当场自愿捐助了2000多元现金，帮助学校维修围墙。可是墙修了一半，县纪检委、监察局和物价局却批评学校乱收费，明令要求全部退还。

　　是不是义务教育就该由国家全包呢？难道国家办义务教育，农民们就不能对教育进行捐助吗？王校长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要拒绝群众自愿的捐助呢？群科镇是化隆县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农民相对富裕，学校也只能按全县统一标准小学生每年收5元钱的学杂费，其实对于家长们来说，收15至20元学杂费是完全可以承受得起的。他认为，在贫困地区办教育，完全依靠国家是不现实的，办学方式不能太死板，上级部门执行政策也不能太死板，完全可以根据当地的经济状况进行多种方式的群众助学。

　　群科镇中心完小的围墙后来还是修起来了，那是因为县上无法回答校长提出的修围墙的钱从哪里来？的问题，然后不了了之的结果。

　　青海省教育厅基教处处长姚延洪说：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税费改革，义务教育是由政府办。因此一切向人民群众乱摊派、乱集资和乱收费是严格禁止的。但是现在我们是穷国办大教育、穷省办大教育，在政府财力不足的情况下，一些有条件的人自愿对学校进行捐助，是非常好的事，是值得大力支持和鼓励的。青海省的优质教育资源是十分短缺的，很多地方几十年都建不起个学校，国家暂时没有那么多财力去做所有的事情。农民有了钱，愿意把自己的钱拿出来修学校，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在更好的环境里学习，为自己的下一代投点资，为什么不行呢？

　　无独有偶。今年3月，甘肃省靖远县胜利村糜滩小学为给学生开电脑课，配了40台电脑，共需经费7万多元。该村的一位生意人自愿捐款5万元给学校，剩下的两万多元是校长尚有贤向学生家长借来的，每人平均20元。县领导知道了，要求县教育局严肃处理该校长，并把钱退给学生家长。

　　事情发生后，400多位学生家长联名上书抗议，并在抗议书上按下了自己的手印。记者在靖远县教育局看到了这封抗议书，上面写道：上级领导：

　　糜滩小学从尚有贤同志提任校长以来，学校面貌发生了翻天的变化，教学质量有了极大的提高。学校盖起两幢大楼，我们老百姓没有出一分钱。为了娃娃学电脑，向我们借了20元钱，还退什么？我们广大村民坚决拥护尚校长，上级领导如果因此事给处分，我们从心里不情愿、不答应。我们坚决要求学校抓教学，把娃娃的学校建成新一代一流的学校。

　　但是，村民们的抗议书并没有起到作用。尚校长还是被免了职，最后调离了糜滩小学。事后，由于县领导要求严格遵循农村教育一费制，学校不能向学生收上机费，糜滩小学的电脑课最终也没有开成，40台电脑落满了灰尘，成了教室角落里的空摆设。

　　对此，民勤县教育局局长孙毅仁指出，一费制的实行确实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既不保证教育投入、又不许农民办教育的现状却对贫困地区教育发展造成了很大影响。孙毅仁说，一费制实行后，教育的三个增长不但一个也没增长，总体投入反而还倒退了。他给记者算了一笔帐：民勤县农民纯收入为2600多元，全县总收入就是6亿多，按1.5%的比例征收教育附加费，一费制前仅此一项就可保证900多万元用于教育投入。而一费制后，中央转移支付的经费总共才只有353万元，这些钱到了县财政时一要保吃饭、二要保计生，基本没有教育的份儿。

　　孙毅仁说：据我了解，在我们这些穷县，转移支付给教育的钱被财政挪用是常事，不是发了工资，就是干了别的，教育投入成了一句空谈。就拿民勤县来说，2003年转移支付的钱到现在都没有到位，学校的生存都成问题。

　　谈及严禁农民投钱办教育，孙毅仁也很有想法。他说：一费制只考虑了增加农民收入问题，却没有考虑到更深入的问题。比如说，农民有钱后，可以添家用电器、盖房子、买摩托，钱怎么花都没人管。但看到自己的孩子上学条件那么艰苦，为什么不能掏出钱来改善一下？城里的孩子可以学电脑、用多媒体教室，农村的孩子却要祖祖辈辈忍受低质教育，这样只能使城乡教育差距越来越大，教育的公平原则无法体现。不让农民为自己的后代和未来投资，其实是剥夺了农民提高素质的权力！

　　靖远县教育局长王复文也认为，不许农民办教育的做法严重挫伤了农民对教育的积极性。王复文说，在办教育上，很多领导的认识有误区，本该极力保障的转移支付成了软柿子，谁想挪用都可以，因为用了也没有任何处罚；而一费制却成了不能触碰的高压线，农民一捐钱助学，领导们就敏感，生怕因收费问题丢了乌纱帽。实际上，这种做法虽然保护了农民短期的、经济上的利益，却牺牲了农民长远的、发展上的利益。

　　民勤县东风村村民孙光仁对记者说，民勤人被称作甘肃的犹太人，就是因为民勤一直有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1996年民勤县普九时，国家没有投入一分钱，当时民间投工投料投资1亿多元，硬是靠群众力量把教育办了起来。

　　前几年只要有人发起修学校，大家哪次不捐个几百元？但是有人发起修庙，村上却没人响应。我自己的孩子都在外面上大学了，但我照样捐钱出力，谁要说自己的孩子没上学就不愿捐，肯定在村里威信扫地。孙光仁自豪地说，但也表达了他的不解：可是现在自己办学成了违法的事了，我们就是想不通。记者同志帮忙给问一下吧，我们为啥不能为娃买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