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铁饭碗” 中国人加快职业变动步伐

　　新华网北京10月5日电（记者全晓书）告别了“铁饭碗”的中国人如今正享受着空前自由的职业流动，在不断变换的工作中寻觅和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

　　今年43岁的徐刚曾是浙江省地税局总会计师。然而，就在仕途一片大好之际，徐刚于两年前突然辞职，成了中国第一家民营小轿车生产企业吉利集团的首席执行官。

　　在辞职信中，徐刚写道：“我决心到企业第一线工作，是以另一种方式回报社会。”

　　与徐刚破釜沉舟的决心相比，频频跳槽的上海白领们心态则更为轻松。去年从复旦大学毕业的小许一年之内已换了5次工作，先后去过出版社、广告公司和媒体，现在又在自学法律，准备参加司法考试做一名律师。如此频繁的角色转换，小许的一切原因只是“我喜欢”。

　　“我是在不断地尝试，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小许对自己的职业前途信心十足。然而，这样的“尝试”对于捧着“铁饭碗”一干到底的老一辈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人的职业流动受到户籍、身份的严格限制。在很多单位，父母退休后子女接替上岗的现象也曾经十分普遍。封闭的就业体制造成了大量人才不能在适合自己的岗位上发挥才能，许多人还一干就是一辈子。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户籍改革减轻了户口和档案对变换工作的阻力，中国人开始在自己的从业观念中融入个人理想。

　　人们对“铁饭碗”的质疑萌于城市个体经济的迅猛发展，那些从事零敲碎打的小买卖的生意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扬眉吐气，从“个体户”到“万元户”的称谓转变有史以来第一次动摇了正式职工对于自己“唯一体面”职业的观念。

　　随后，经商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风起云涌，对商人的职业崇拜造成“下海”、“跳槽”屡见不鲜。为了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干，一些科技人员走出高墙大院成就了新一代“知本家”，一些职工离开机关创办了自己的企业和公司。

　　如今，从各个单位实行聘用制，到大学生自主择业，再到国家干部的精简分流，延续几十年的“铁饭碗”和“大锅饭”离中国人已越来越遥远。

　　上海在世纪之交进行的“青年发展报告”调查显示，在职青年职业流动率达23.8％，从职业流动的预期来看更高达56.3％。北大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在《转型期的中国人》披露，北京和深圳的抽样调查显示，45％的人有过职业变动，且90％以上是主动“跳槽”。

　　上海职业介绍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市23.4万求职者中，有4.8万人是在职者，占总数的20.5％，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6％。在这个“活力之都”，越来越多的青壮年不满现有的工作岗位，正在寻找新的落脚点。

　　人力资源专家认为，职业变动的加快表现了自主意识的强烈回归。人们通过有计划的变动工作，规划自己的职业发展道路，并将其看作一个逐渐改善个人生存环境、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这是一种可喜的进步。

　　不过，长期从事人才流动管理工作的人事部人才流动司司长毕雪融指出，目前，中国的人才资源市场配置机制还不成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户口、档案、住房、社会保障制度仍然是人才流动的主要羁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