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与李南桌

　　1938年2月，李南桌在长沙听了茅盾先生的一次公开讲演。会后，他慕名拜访了这位文学前辈。两人谈话很投机。4月，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创刊号上便有李南桌的论文《广现实主义》。据茅盾统计，《文艺阵地》前13期总共发表了文艺论文20篇，李南桌的文章就占了8篇，除了《广现实主义》，还有《关于文艺大众化》、《评曹禺的<原野>》、《论“差不多”和“差得多”》、《抗战与戏剧》、《再广现实主义》、《论典型》、《关于鲁迅先生》。最后一篇是为刊物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专辑写的，但作者不及见到刊物便在10月13日因盲肠炎不及诊治而病逝九龙。那时他的女儿刚生下两个月。

　　茅盾为中国文艺界失去一个优秀的人才而悲。14日他便写下《悼李南桌——一个坚实的文艺工作者》，事后搜集李的遗作，帮助李的夫人编好一本《李南桌文艺论文集》，推荐给香港生活书店于1939年8月出版。因战时影响，刊本在内地流传稀少。书中除收有前述发表在《文艺阵地》上的8篇论文外，还有《“意识”与“形象”》、《论集体创作》、《关于岂明先生》。附录有茅盾的《悼李南桌》。《关于岂明先生》一文的小标题是“老人的胡闹”、“两个鬼”、“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生活之艺术”、“亲日派”。这是一篇研究周作人的有分量的文章。晚年的茅盾先生在写回忆录时，仍然没有忘记这位早慧的青年，他说：“李南桌不过二十五六岁，然而他知识渊博却使人惊讶，尤其使人敬佩的是他善于把所学的原理原则融为自己的血肉，又用来衡量现实，剖析现实中的矛盾。因此他写的论文没有‘洋八股’的浊气，却处处透出新颖独到的见解。”又说：“在我的一生中发现过不少优秀的青年作家，然而发现卓越的青年文艺理论家，李南桌却是第一个。他的艺术生命是那样的短暂——只有六个月，然而他闪耀的光辉却是不容我们忘记的。”（见茅盾著《我走过的道路》下卷，1988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据茅盾先生介绍，李南桌是湖南人，家境较好，还准备系统地写几篇研究莎士比亚和歌德的论文，更有创作一部长篇小说的计划。多年来人们所知李南桌的情况仅此而已。

　　近日偶读已故老诗人臧云远著《文苑拾影》（1988年10月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现书中虽然没有专门写李南桌的文章，却在各篇零散的回忆中涉及到李南桌，我感到一种意外的满足。作者说李是湖南湘潭人，上个世纪30年代初，他们在北平志成中学是同学。李家住在大水车胡同，彼此的共同爱好是新文艺。“他看的文艺书很多。家里藏书也很多。时常星期天约我到他家去。他的书房是个三间的独院，全是玻璃窗。院前有假山，有花木，有松竹等，衬着街墙。是个清幽的所在。屋里好几架子书，两架子古书，两架子新文艺，另有两架子外文的世界名著。他英文很好，比我高一年级……那时我们约着一道啃莎士比亚，有原文，也有梁实秋的译本……没等莎士比亚读完又转而读歌德的《浮士德》了。”（见臧云远著《文苑拾影·北平当年》）这同茅盾所记是一致的。

　　高中毕业后，李南桌考上了师大英文系。不久，他约了臧云远等同学一起办了文艺刊物《晓声》，计划两个月出一期。创刊号上有李写的文艺论文，印了一千份。当时李南桌和臧云远各骑了辆自行车，把刊物送到西单商场、东安市场和琉璃厂的书店，求老板代售。“过了个把星期，分头到书店去看，一本也没有卖出去。又过了个把月，‘九一八’了，第二期就无从谈起了。”这创刊号即终刊号的《晓声》，不知世间尚有存书否。

　　值得一记的是，1932年冬，鲁迅先生北返探亲，在师大操场讲演的那天，李南桌闻讯跑到臧云远处，拉上他一起会合在热情的广大听众中。鲁迅先生逝世后，李南桌和臧云远又在日本东京会面了。臧云远回国的头一天，李南桌陪同他去千叶县的郭沫若家辞行。当夜从郭家回到东京，即接到安娜夫人追来的电报，说臧云远回国用的车船票都忘记在郭家。臧云远清楚地记得，李南桌趁着朦胧的月色，立刻又乘火车，赶到千叶县，为他取回了车票。

　　抗战爆发后，李南桌回到了湖南长沙。武汉失守前夕，李南桌知道臧云远与中共办事处有联系，他们夫妇专门从长沙赶到汉口，向臧提出要到前线去，只是由于战局突变，前方的情况不稳，他们才未能如愿。稍后，他在长沙有幸结识了茅盾先生。8月，全家移居香港。

　　岁月悠悠，被茅盾誉为“一颗明亮的慧星掠过长空”的李南桌，如今还有多少人熟悉他的名字？我很珍视这本已经褪色了的《李南桌文艺论文集》，更看重茅盾先生关爱一个无名作者的那种无私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