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高官“中国式”变动：新一轮金融改革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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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金融系统的官员在近两个月中频频更换，但这似乎并不意味着改革突然加速

　　“这可能是1993年朱基副总理亲兼两年央行行长之后，中国金融界动作最大的一轮人事调整。”9月27日，央行研究局一位原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此言非虚，入秋以来，关于中国金融人事大调整的消息不绝于耳。

　　继7月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分别引入新行长，8月央行任命3位行长助理，并引发核心司局换将之后，9月金融界又传出人事大调整的风声：中国银监会主席和中国证监会主席职位将出现“重大变动”。

　　这些接踵而来的人事调整是在银行业改革进入深水期，证券市场陷入进退维谷、宏观调控初见成效的微妙时刻进行的，因而被认为是新一轮金融改革的“前奏”。

　　但是，“这些是典型的‘中国式’换人，对于金融界而言，只见岗位易主却鲜有新面孔。”一位国家政策性银行的官员对本刊说。

　　央行换了“一圈人”

　　“请中央汇金公司总经理谢平致辞”。9月21日上午10时，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银行)成立大会上，该行新任行长常振明发出邀请。

　　这令许多在场人士感到意外。就在此前，谢还是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中央汇金公司总经理则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胡晓炼兼任。8月26日，胡还以此身份现身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银行)成立大会。

　　相隔不足一月，作为在央行就职10年以上的“老司局长”，谢平即从“局长”变为“总经理”，升迁一格为副部级。

　　此前，谢曾被认为是央行副行长的有力人选，但现在看来他已与此失之交臂。但谢此次调任中央汇金公司总经理也算“实至名归”。

　　事实上，中央商业银行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一直放在金融稳定局，“中央汇金公司的机构设计和日常运行，从一开始就是金融稳定局来执行和操作的，实际权力也在金融稳定局，具体负责人就是谢平。”一位接近谢平的人士对本刊说。

　　在谢调任汇金公司之前，央行人事已经大为调整：胡晓炼、原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易纲、原央行办公厅主任刘士余于8月同时升任央行行长助理。

　　随之，央行办公厅、货币政策司、金融稳定局、金融市场司、研究局五个部门负责人纷纷易位。

　　据本刊了解，央行原金融市场司司长张晓慧接替了易纲的位置，随后，央行原研究局局长穆怀鹏调任金融市场司司长，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主任唐旭接任研究局局长一职，而办公厅主任之职则由原副主任李超担任。

　　这些继任者实际上大都是央行“老人”，张晓慧曾先后担任过央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办公厅副主任等职，并在去年金融市场司组建时出任司长；而穆怀鹏则曾与易纲一同担任货币政策司副司长，去年接任谢平成为研究局局长。

　　“老人”接替的优势在于，他们有着丰富的经验，且容易得到信任。但是，“央行这轮连续的人事调整有着填空补缺的味道，换来换去都是老面孔，主要还是重新分工。”上述国家政策性银行官员对本刊说。

　　事实上，这次央行换人正是“常规做法”，按照央行惯例，央行司、局长人事调整主要在总行内部进行，去年，中国银监会从央行分离后，央行新任的司局长中，只有内审司司长和反洗钱局局长由央行驻地方官员接任，其他均从总行内部选出，外界人士更是难以受命。

　　有意味的是，谢平成为“总经理”后，继任者仍迟迟没有到位。由于金融稳定局在央行的重要性，空缺势必不可久存，这也足见这轮调整并非事先安排周详。

　　证监会又成“火山口”

　　在央行连串人事动作的同时，9月初，作为金融监管机构的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的头把交椅也被业内传出“替换”的消息。

　　据国内数家媒体转引香港《成报》消息称，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将可能出任银监会主席，而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则可能出任福建省省委书记，接替尚福林的将是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随后，黄奇帆在9月中旬表示并未听说此事。

　　“根据此轮金融人事改革的特点——当事人事先并不知情，都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此事也许并非空穴来风。”一位国有金融集团董事对本刊说。他认为，这完全有可能成为事实。

　　尚福林2002年年底以“低调和中庸”的姿态进入证监会，有媒体评价他“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务实派，处在极端浮躁中的中国证券市场需要这样的掌舵人来平抑大家的情绪”。

　　但他上任以来，中国证券市场“屋漏偏逢连阴雨”，接连碰到SARS等事件。至今年股市又阴跌连连。

　　原本指望证监会大施雨露的证券中介机构及机构投资者，在9月初听到“证监会不再救市托市”的消息，失望之情尤甚。

　　而按照尚福林一些前任的说法，证监会的位子像是“火山口”。因此主席一职平均任期为2年半，尚目前已经上任1年零9个月。

　　而与尚福林风格不同，黄奇帆显得积极乐观。这位53岁的重庆市常务副市长曾对股市低迷表态，“想象一下，中国股市还有十倍的发展余地，中国股市的未来一定是美好的。

　　未来世界上还有哪个地方的股市市值会翻一番、翻两番，规模成倍地扩张，那就是中国。”

　　表面上看，黄的职务似乎很难让人联想到证监会主席一职，但实际上他履历不凡。

　　黄在1995年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和市政府副秘书长，还曾任上海市经贸委主任，以及市体改办的副主任。黄奇帆在担任市体改办副主任期间，一手操作了1998年上海本地股重组工作，创造性地推出了所谓“净壳”的概念，并被全国称为“上海模式”，为重振上海本地股作出了巨大贡献。

　　“如果说黄有不足的话，就是他没有中央任职的经验，但他具备了上海的履历，这也足够了。”上述国有金融集团董事说。

　　同样，尚福林到银监会任职也是“预料之外，情理之中”，尚原本就曾任央行副行长，如此一来算是“重操旧业”。

　　“中国式”选择

　　至此，已经可以看到本轮金融人事调整的步伐：国有商业银行引入新行长——中央银行接连换将——金融监管机构酝酿换帅。

　　事实上，三者的人事调整都有一个共同诉求，就是推动中国金融业的市场化改革。

　　作为股改试点的两大国有商业银行，从外部引入新行长是为建立新的公司治理结构，推进改制及上市；而周小川主政央行后，也加速银行改革和利率市场化；证监会虽然遭遇了股市的大震荡，但其推动股市走向市场规范的初衷未改。

　　有意味的是，这轮人事任命均是中央组织部任命的。而央行和金融监管机构等国务院直属机关或事业单位的人事调整中组部更是全面介入。

　　20年来，国内金融监管机构的权力往往直接同行政级别挂钩，在国家宏观经济处于“过热”等状态时，常有特殊安排：如1985年3月，当时吕培俭被免去央行行长职务，陈慕华接任，陈当时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93年7月，时任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被免去职务，朱基以副总理身份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目前任免机制仍存在。一方面，国家强调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市场化操作，淡化其行政色彩和级别。

　　另一方面，又不能抛弃传统的行政评价体系，在寻找新的管理人员时，比照行政级别和资历，这样看来，“金融机构换人原本是常态的，但沿袭目前国内用人制度，就要因为换一个人引发换一圈人了，这是‘中国式’换人。”一位金融学者对本刊说。

　　采访中，很多金融界人士都认为，以级别和资历为限，最终导致目前金融监管机构高级管理层捉襟见肘，如央行金融稳定局就仍空缺。

　　“中国从来不缺金融人才，就是一个人事制度和思路的问题。”央行一位大区分行的人士这样说。

　　他同样认为，这种中国特有的现象似乎不可避免中国政府目前仍需要对国有商业银行实施影响，比如这次宏观调控、以及偏远和落后地区的资金支持等，最后还是只能依靠对商业银行的控制权。

　　而最有效的控制权就是人事权，“管住了人就管住了业务，管住了很多不规范的因素。对人的处罚也是最直接的，效果也是最好的。”那位金融学者说。这也许就是当前最现实的“中国式”选择吧。

　　稿件来源：中国《新闻周刊》作者王晨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