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延安对”（本月话题）

　　郑殿兴

　　一九四五年夏，黄炎培先生在延安向毛泽东提出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执政周期率问题，毛泽东当即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段答话一公开，反响强烈，即被喻为与诸葛亮“隆中对”相媲美的“延安对”。五十多年后的今天，联系国情、党情、世情，重温“延安对”，可谓感触良多！

　　读出新意。诸葛亮的“隆中对”，意在夺取天下，恢复刘汉帝业。而“延安对”是在我们党尚未夺取政权时，就已经思考夺取天下后的长治久安之计。其立意、其境界，比“隆中对”自是高过万倍。

　　“延安对”的核心是人民主权原则，要义为民主监督。它虽未提出执政能力建设的概念，但却含有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些要素，孕育着执政能力建设的思想。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郑重提出要坚持“两个务必”、“不当李自成”，要求全党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提高做好经济工作的本领。不然的话，“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这些指示，丰富和发展了“延安对”，显然已具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思想的雏形。

　　读出得失。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夺取政权不易，执掌好政权也不易，甚至更难些。因而在执政进程中不仅有亮点、有出彩处，同时有一些失误，也就不足为奇。“大跃进”式的建设，“大民主”式的革命，强烈的“左”的激情执政行为，显然不合“延安对”精神的初衷。教训也是财富。党在总结了执政的经验教训后，坚定实施改革开放和依法治国方略，进行理论创新，明确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注入党心、民心，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政绩。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基本小康目标的实现，公民民主法治意识的增强，正是我们党丰富发展“延安对”、执政能力提高的明证。

　　读出警醒。忧患意识是“延安对”诞生的前提。牢记“延安对”，贯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也就少不得忧患意识。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面对很不安宁的世界，面对繁重的任务和严峻的挑战，不能不忧国、忧民、忧党，不能不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比之过去，我们党执政能力有明显提高。但面对现实和未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方面确实又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还不够完善；人治、家长制等封建残余在一些领导干部身上反映多多；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在一些党政机关屡禁不止；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问题，在一些地方长时间得不到根本解决；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领域比较严重。面对这些问题，只有居安思危，迎难而上，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提高执政能力，树立执政权威，巩固执政地位。

　　读出信心。自“延安对”问世以来，历中国共产党一代一代领导集体的不懈努力，执政理论日益成熟。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总结和阐述的执政规律、执政经验、执政总体目标，以一个较为完备的体系，回答了为谁执政、靠谁执政和怎样执政的根本性问题。这个理论体系当然包括“延安对”中的“监督”要义，但又不止于“监督”，具有更鲜明的理性和更浓重的建设色彩。遵循这样的执政理论，人们有理由坚信，打破执政周期率，让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欣欣向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永远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决不是神话。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4年10月08日 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