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英国人的中国情(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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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0月08日05:56 人民网-人民日报 | ||
中国是一个成就事业的地方 阿德里安是英格兰约克郡人氏,毕业于牛津大学,是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官员,一辈子在发展中国家做教育援助工作。他最初对中国产生兴趣是在马来西亚工作期间,在那里接触的学生中,他发现最优秀的大部分是华人。他想,这个民族太聪明了!于是,为了了解中国,开始四处求教学习中文,竟学了4种汉语拼音,还会讲外国人搞不清中文四声的笑话。1982年,他第一次来到中国,出任英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他说,那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兴奋的4年,充满了新奇与成就感。他告诉我,到中国以前,他以为中国人封闭、教条,很难打交道。但事实恰恰相反,他走访中国的政府部门、大学、研究所,与各方面人士洽谈访问学者项目,发现虽然改革开放只有几年,但中国人思想开放、充满智慧并富于进取。他认为,中国不仅是一个文明古国,更是一个人才济济、朝气蓬勃的国家。他以极大的热情关注中国的每一步发展,在观察中不断更新与深化他对中国的认识。 我请他讲几件在中国对他有影响的事,他说,中国对我的影响不是简单的几件事,而是整个工作经历。他说,1972年—1976年他在孟加拉国工作,为帮助那里贫困地区发展教育、文化,倾注了全部心血,把自己的独生女儿丢在英国的寄宿学校里。但4年间孟加拉国发生了两次政变,政局动荡使他的努力付诸东流。之后,他去了加纳,为有前途的青年争取了到英国牛津大学的读书机会,但是,两年之内两次军事政变,建立起来的一切又都坍塌了。他说,中国不一样。他很赞赏邓小平的政治智慧,既强调改革开放,又强调稳定;既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又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负责的访问学者项目因此能够越做越大,也越做越好。他说中国是一个能成就事业的地方,在中国他找到了真正的成就感。 搭建英中教育交流的桥梁 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令他非常痛心,他对当时英国媒体一边倒的反中国政府声音很反感,他说,英国有很多议员和记者根本就不懂中国。1990年他再次去中国做文化参赞,希望把中断的教育文化交流项目恢复起来。他说,没有人两次去一个国家仍然做参赞的,但这是他自己要求的。他觉得中国改革开放最需要的是人才,教育交流工作有特别的意义。为了有一个更宽松的交流环境,在他建议下,英国的教育文化处从使馆独立出来,并建议中国国家教委派人到教育处联合办公。英中教育交流与合作很快重新发展起来。英中最大的教育合作项目从上世纪80年代的4个项目发展到1992年的90个项目;1993年中国到英国的访问学者一年增加到900人。他不无骄傲地说,现在,英国在中国的教育办公室是世界最大的,分布在北京、上海等多个城市。 第二任期间,阿德里安的眼光不仅停留在交流的规模,而且更注重效果。他想,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造需要更多的管理人才,在中国办一所中英管理学院,结合中国实际需要不是更实在吗?他和几位朋友一起筹资准备,1994年他退休后,就在北京一所大学里开办了中英管理学院,由他出任院长,后来学院迁到广东江门五邑大学内,他一直是五邑大学的重要顾问。将近10年,几乎每年他都要到江门,对管理学院的工作提出积极的建议。他主张学院应该是开放的、直接为社会服务。在他的支持下,由广东中裕集团出资,中英管理学院承担了对该集团发展战略的研究课题。2000年,这份用科学方法做出的战略研究报告完成后,对集团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谈到中英管理学院,他总不忘五邑大学校长林建,说工作都是他们做的,他只不过出了点主意。 今年,江门市政府与中英管理学院举办了针对在职干部的行政管理班,阿德里安为学员讲了两个月的课,并帮助安排他们到英国牛津的布鲁克斯大学培训两个月。培训即将结束时,我见到了那些学员,他们对阿德里安的讲课赞不绝口,说“他对朱镕基总理、温家宝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理解比我们还深。”班长周惠红还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们刚到英国时,由于银行手续上的问题,一时取不出现金,当她试探地向阿德里安求助时,他立刻取出个人的钱帮助解难。小周说,“我非常感动!这不是一个小数字,而是几千英镑,是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我们素昧平生。” 阿德里安对中国的爱是深刻的。谈起中国,他经常会拿出一些自制的图表,解释中国的改革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每一个环节都有很多相互影响、制约的因素。他说,了解得越深,看到的问题越多,但我的结论是:中国发生着惊人的变化和巨大的进步,其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我坚信中国能够解决好这些问题。只要坚持不忘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每个人在自己的位子上承担起责任,中国就会真正强大起来,真正赢得国际信誉。 《人民日报》 (2004年10月08日 第十五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