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闻人的社会地位沿革

　　袁英珍

　　一、“情报贩子”：谋利

　　从唐朝的“进奏院”状到宋朝的邸报直到清朝的报房京报，三者一脉相承。尽管京报已是古代报纸发展最成熟的形态，但是京报只有抄录和印刷人员，并无记者编辑，难逃官方文书的窠臼。

　　然而，古代报刊中，盛行于南宋的非法出版物——“小报”，却隐约可见记者的影子，“南宋的小报‘记者’，实际上是‘情报贩子’，他们都有公职，一般是中央各官署的下级官员、大吏的差官和新贵的下人，也有进奏官的官吏……他们为小报提供情报，完全是为了谋利”①。尽管他们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记者，有点类似今天的新闻线人，但已经有了新闻记者的某些特质。

　　二、落寞文人：营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近代报业的发端是因西方殖民主义强行入侵而起。由于它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体现了民主主义的观念，记者和编辑可以自行采写新闻、。同时，西方的办报经验也为中国报业发展开辟了一条捷径，外报培养了中国第一代新闻工作者。1863年《近事编录》创刊，著名政论家王韬任主编，从此开了文人论政的先河，王又被誉为中国“新闻记者之父”。王韬出身塾师家庭，18岁中秀才，旋因应举子屡试不中，愤而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进入报业。②

　　旧中国最有影响的报纸《申报》，也雇佣了蒋芷湘、钱昕伯等中国文人，这是第一家一直由中国人主持笔政的外报。除蒋芷湘于1884年考中进士离开报馆外，《申报》的后任几位主笔都是功名未就的秀才。

　　受《申报》影响，上海同时期亦颇有影响的另外两家商业性报纸《字林沪报》、《新闻报》分别长期聘请著名报人蔡尔康任主笔和首任撰述。蔡尔康，秀才出身，尽管已经是一个“职业报人”，但对科举功名还是相当看重。

　　当时社会精英分子大都醉心科举，而报人也仅以此为一种营生而已。戈公振曾谈到当时的情形：“往者社会之视报馆，盖卖朝报之流亚，服务其间者，文人之末路也。”当时报馆访员多是由社会上的“探子”、“抄案”转化而来，社会地位更为低下。

　　早期报人社会地位的低下也是与当时报纸的影响力很小相关联的。早期的中文报纸，内容简单，新闻匮乏。但渐渐地，报纸开始对各类新闻事件，特别是公众关心的重大事件进行及时的报道。1884年爆发的中法战争是一个转折点，各报刊对战争进展进行了大量报道和评论。这是中国报刊对重大事件进行及时报道的一次集中“表现”。自此，报刊的功能由最初的“资为谈助、藉遣睡魔”，到通报信息、报道时事，评论的分量也加大，日益发挥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对民情风俗的教化，以及对政事得失的指陈等作用。这对维新时期新报刊的大量涌现，起到了开拓作用。

　　三、政论家：变法维新

　　1895年起，康有为、梁启超为鼓吹变法，以有益于国家为宗旨，先后创办了《中外纪闻》、《时务报》等报刊，维新派以此为阵地，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来宣传变法，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梁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中曾不无自豪地说：“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由于当时康、梁已经名满天下，他们亲自投身办报，改变了知识分子耻于从事新闻事业的局面。

　　梁启超不仅亲自办报，而且在《时务报》上撰写《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以外国报人为例证，呼吁重视报人的社会地位：“其益于国事如此，故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为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

　　维新派积极办报，向国人灌输新知，启迪民智。人们逐渐认识到报纸是汲取新知的重要途径，报刊这一新的大众传播形式越来越被社会所接受，并且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报纸影响力的扩大，以及报纸作为新的大众传播形式日益被人们认同，为报人社会地位的逐渐提高打下了基础。

　　到了20世纪初叶，报人社会地位不高的情况已经大有改观。曾经不齿于士林的“访事人”渐渐开始被人所尊重。报人对社会舆论的影响也开始引起满清官员的重视，张鸣岐接任两广总督后不久，即“大宴记者”，对这些原先被满清官僚视为“斯文败类”的记者极力笼络。③

　　尽管康、梁等维新人士参与办报，使国人第一次对报人刮目相看。然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与其说他们是报人，不如说他们是政论家，办报服务于其特定的政治目的。

　　四、新闻业者：本义回归

　　自康、梁之后，从事新闻事业不但不再被视作文人末路。许多文人开始弃绝科举功名，甚至中断仕途，投身报业。这其中，黄远生由前清进士成为名记者，就是很有典型意义的一个例证。

　　出生于1885年的黄远生，1903年即中秀才，同年秋中举，次年考中进士。原本是要当县太爷的，但他无意仕途，后赴日留学。1909年他学成回国，先后任职于邮传部、编译局，同时为报馆写新闻，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民国建立后，黄远生不当官，不作议员，担任《申报》、《时报》驻京记者。他为文“横肆锋利，辞兼庄谐，尤工通讯”，“远生通讯”成为当年中国新闻界一大品牌。在他之前，中国报人著名者多为政论家，黄远生以新闻采访和写作而负盛名，被称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

　　弃仕途而当记者，黄远生的选择，无疑是世纪之初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象征，也说明报人的社会地位已经大大提高。

　　到民国初年，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等著名记者和时评家已经成为影响社会舆论的重要人物，因而也越来越被当局所重视。这些名记者以笔为剑，纵横捭阖。他们所写的报道，都是各自报纸的“招牌”，使报纸新闻得到更多的重视，报人的地位也得到提高。然而，在封建军阀的专制统治下，新闻事业开始受到遏制和摧残，少数记者虽脱颖而出，但却为时局所不容，邵飘萍、林白水的相继被杀正说明了这一点。

　　五、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思想启蒙

　　1915年，内忧外患之中，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开始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他们痛心于被封建思想禁锢的国民的愚昧无知，决定暂时放弃政党活动，转向对国民进行思想启蒙运动。同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它的出现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

　　五四运动前后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摧枯拉朽的时期，具有新民主主义思想的爱国青年、文化界名人，以报刊为阵地，发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启蒙运动。《新青年》就集结了鲁迅、胡适、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左中右三方面的知识分子，它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在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瞿秋白等老一辈革命家也成为我国最早的一批无产阶级新闻记者。

　　六、耳目喉舌及其他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直到解放前，国内新闻界呈现三分局面，即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国民党的新闻事业，另外就是两党之外的新闻界，我们在此将其统称为民营新闻事业。对于国共两党而言，新闻事业以及新闻工作者无疑都是作为两党之耳目喉舌而存在，服务于各自的政治目的。抗日救亡运动中，蓬勃发展的民营报刊也为革命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史量才、邹韬奋、成舍我、范长江等这些旧中国的报人，他们为民请命，不计生死，面对黑暗势力，不屈不挠，为新闻界后人树起了一座座丰碑，他们是新闻界的荣耀与骄傲。

　　解放后，党的新闻事业一统全国，各媒体的从业人员，主要以政治干部为主，基本上是从各党政机关中抽调到媒体工作的，新闻学专业毕业从事新闻工作的所占比例很少。此时中国新闻界长期呈现舆论一律的景象。

　　改革开放之后，由于环境的影响，四级（中央、省、地、县）办电视的格局基本形成，中国新闻从业人员的需求急剧扩张，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供不应求。上一世纪90年代后，中国的媒体再次膨胀，更大规模地促成新闻从业人员新一轮的扩张、更迭和流动。就像社会本身发生的变迁一样，许多新闻从业人员仓促上阵，显得有些不适应。新闻从业人员的膨胀，使得新闻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鱼龙混杂的局面。

　　一方面，以《焦点访谈》、《南方周末》为代表的舆论监督栏目、报刊在各地纷纷兴起，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得到加强，一批批记者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良知，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履行记者监督社会的神圣职责，传媒的公信力增强。一位退休工人的话说得非常实在：“记者要敢说话。”可见相当一部分公众对新闻从业者的角色期待。另一方面，“有偿新闻”、“媒体权力寻租”等违反新闻职业道德的现象也不断出现，并且愈演愈烈。有些记者以“无冕之王”自居，霸气十足，甚至滥用职权。有些记者打着“采访”的旗号，到处要吃要喝要赞助，规格要高，接待要好，稍不如意就翻脸。因此，民间关于记者的顺口溜也开始出现，如“防火防盗防记者”、“群众呼声听不见，小车已过万重山”，新闻记者受贿案也不时被披露。

　　香港的情形似乎更不容乐观，据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所进行的四项调查来看，对比香港市民在1997年和2001年的社会地位评估，新闻工作者是唯一显著下降的职业。1997年新闻工作者的排名仅在工程师和医生之后，但2001年其排名却被护士、中学教师和警察所超越。

　　正如道德领域呼吁传统美德一样，在当今市场经济时代，报业竞争日趋激烈，用“三贴近”来要求新闻从业人员，强化记者的亲民意识，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建设放在突出重要的地位，提高整个新闻界从业人员的素质，已迫在眉睫。

　　今天的新闻，明天的历史，新闻人任重而道远。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系硕士研究生）

　　注释：

　　①丁淦林等：《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第1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版

　　②方汉奇、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第7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版

　　③参见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第653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

　　来源：新闻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