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楚慧
社会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大学，但长期以来，大学却被当成一个有围墙的社会。有关北大的围墙，新闻和争论一直不断：1993年，北大推倒南墙办商业街，此举轰动全国，毁誉参半；8年之后，北大又决定拆除商业街恢复南墙，再次引来一片哗然；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为了对付应接不暇的“名校游”旅游团，校方要求凭学生证出入，把游人隔之围墙之外，又是引来一番评论。
近日媒体的评论，或对校方“校园不是公园”的说法表示理解，或批评北大缺乏开放观念，更有论者称北大用的是国家资源，因此游客有游览的权利。针尖对麦芒。
实际上，无救济即无权利。所谓有权利游览北大，且当墙外人的愿望听听，观点很难立足。的确，校园不是公园；即便是公园，其管理者也可以制定规章，对游客的游览线路、游览时间等作出规定。因此，说服北大对外开放，要有破有立；门，还要北大自己来开。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除了“一塌糊涂”（博雅塔、未名湖、图书馆）等景观和建筑，北大最令人神往的，还是她的学术精神和大师。在北大，有一个叫“北大耗子”的独特群体———教室门是不关的，任何一门课，妇孺老幼都可以进去听；不说五四时期的辉煌，就是现在，中文系的陈平原，法学院的朱苏力、贺卫方，艺术系的朱青生诸位先生开课，常有其他高校学生旁听，甚至有人从天津河北坐火车来北大听课。他们没有学籍，甚至没有北京户籍，学无定所，故名“耗子”。
虽然各校都有凭学生证进出校园的规定，但唯有北大执行得最为严格，原因就在于进出北大的校外人员最多。影响学生正常学习和生活固然不行，但黄金周学校也在放假，校方理由未必充分且必要。
须知，围墙隔住的是别人，禁锢的却是自己。关上校门，只让自己的学生出入，北大还是北大么？（来源：广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