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场“孔雀开屏”的背后

　　孔雀开屏，如果从正面欣赏，堪为美景。但如果换个角度，绕到后面去观赏，则将不堪入目，大煞风景。考察中国众多地方政府的“政绩”形象，均可作如是观。

　　中国城镇给人最深印象的，是地方政府衙门大楼的高大庄严和富丽堂皇﹔其次，就是作为当地“政绩”形象的广场，宽广平直，十分气派。所谓“一个书记一条街，一届政府一座城”。在灰头土脸的城市中，这些虚耗民脂民膏的“政绩工程”蔚为“壮观”，显得份外刺眼。

　　这些工程，如果是出现在民众普遍富裕、财政力量雄厚的城镇倒也罢。问题是愈穷愈见鬼。在众多穷地方，地方官偏偏要打肿了脸面充胖子，不惜举巨债大搞“政绩工程”。

　　例如，原安徽省阜阳地区地委书记、行署专员、贪官王怀忠，动员全市人均举债几百元，耗资三亿多，将原本只能停靠小飞机的阜阳机场扩建为“国际化机场”，结果勉强运营一年后被迫关闭，现在杂草丛生。国家级的扶贫县河南淮阳县新任主官，竟然公开扬言﹕“淮阳要一年建设，十年还债。”结果都是招致一片民怨。

　　据建设部日前透露，全国约有五分之一的城镇，超越实力搞办公楼、开发区、房地产、旅游区等“政绩工程”，负债累累。如果债务能够由后任偿还，倒也罢了﹔如果不幸成为坏帐，就嫁祸他人。上个月，宁夏经国务院批准撤销陶乐县建制，原陶乐县的债务按规定由邻近的平罗县无条件接收，殊料债务竟近亿元(人民币，下同)，相当于原陶乐十五年的财政总收入，令接手者叫苦不迭。

　　类似于陶乐县的地方政府债务，全国到底有多少﹖前年，对于中西部十个省市的四十九个县(市)的财政收支状况，中国国家审计署曾做过审计。其中，有三十七个县(市)累计瞒报赤字十亿多元，四十九个县(市)累计债务达一百六十三亿元。即便在东部沿江一个经济发达省份，当地各级地方政府的逾期债务也达到二百八十亿元。总体上看，全国百分之三十五点六的县预算赤字，乡镇政府负债总额二千二百万元。形容地方政府债务泛滥成灾，并不为过。

　　概括而言，地方政府负债的原因，首先是行政效率低，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目前中国有五级政府，四千五百多万人吃“皇粮”，全国“皇粮”支出比重达百分之十八点六，是世界上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陶乐全县平均十多个人供养一名官员，结果只能倒闭。

　　其次是不少庸官腐官当政，为了一己之私，要设法通过“官出数字”，实现“数字出官”。再次是“政绩工程”不但负债，还往往盲目介入生产性和竞争性的领域，承担了市场风险。如此等等，再加上官员腐败，地方财政就更加难以为继。

　　事实上，中国一些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已经超过金融风险，成为威胁当地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头号杀手。何以见得﹖且不说地方债务很可能引发银行挤提、信用崩溃等金融风险，即便是出现像SARS、禽流感这样的公共风险和公共危机，其所引发的突发性支出就将压垮地方政府。

　　可以想象，如果基层的乡镇政府财政无法承担债务，那么乡镇问题就将逐级向上传递，从县到市到省，可能导致中央财政来认帐，最终危及国库。

　　地方政府负债，严重妨碍机构运转。许多基层由于办公经费难以落实，有能力的人不愿当官，“没钱干事”导致“无人干事”。据四川省对一百个乡镇的调查，因为负债重而无法运转的乡镇占两成。在债务压力下，地方政府逐级摊派各项税费，最基层的乡镇政府只好把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农民要么上访、告状，要么“出走”躲避。可是，他们所承担的税费，最后都将转嫁到留村村民身上，迫使留村农民继续外流，形成恶性循环。一旦流民生活无着，就极容易造成社会暴乱。

　　要剎住“孔雀开屏”政绩风，一靠通过民主选能举贤，二靠科学地制订发展指针，三靠制度化的监督机制。关键在于整饬官场，精兵简政，重树地方政府信用。

　　在此之前，如果贸然动用国库济困，“剜肉补疮”，则将转嫁风险﹔如果贸然推行地方发债解困，则将容易产生新的“政绩”泡沫。

　　文章来源：美国《星岛日报》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