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格宁
艺术家常不知不觉充当他所在社会的温和的右派。左派，极左派则常站在世界的刀口浪尖，跟随风起云涌，而他们也常极富艺术气质。群众力量是河水，艺术家是自己的一口深井，除非显示逆转，艺术家只有资格打捞月亮。
参与为农民工子弟复学举行的义卖，在日头下曝晒了两天，由瘦小带副眼镜的青年人吆喝，宣传队伍庞大，一时少了文字衫，一时又少了遮阳帽，七手八脚一通胡搅。横幅挂得东倒西歪，宣传单被行人踩在鞋底践踏，站在人声嘈杂的地铁口，热情一点点销蚀掉，嗓子干涩，喊不出声音。
在南方就无偿献血，来北方也不例外，从公寓阳台望下去，楼底停着一台流动车———车里臃肿懒散的工作人员看到有人上来，欠了欠身。“O型，200ml。”“来我们这的都捐400ml，对身体没影响。”“不是明文规定可以自由选择200ml和400ml吗？”“捐400ml没问题，来的都是捐400ml，”啪，扔出只软袋在白色器皿里，“行了，你爱捐多少就多少吧。”语气多少那么不耐，我盯着医用烤瓷托盘里的软袋，不是200ml的，趁着里面慢腾腾往外拿一次性针头，我走下车，烈阳照在我脊背上。
爱狗协会，流浪猫基地———我对孩子、弱者、动物、生活有难以言传、毫不含糊的爱，但并无立锥之地抒发。
蒲宁———洋洒着爱意的阅读，因为巨大的戏剧性的震撼力量，我像匹咻咻打响鼻的马跑到楼下绕圈，因为不知名的情欲，我观察每家每户透出的灯光，五楼住着两个女子，她们挂阴丹士蓝的帘子，常入林风眠画的那种，有时我会在下午看见她们，坐在公共长椅上，漫不经心吃话梅，榛果瓜子，神情麻木疲倦，“无知地向人奉献最甜美的部分”。
蒲宁“192O年坐上去君士坦丁堡的轮船，从此再没有回过俄国”，在法国，他深居简出，潜心创作，十月革命带来了忧伤和惊恐，虽然他并非前朝的受益者，明智地从任一舞台退却，世界在纸上，不在室外。
“我已是鬼魂，可以自由地讲话”，被取消了户籍、住址、学历、文件资料的幽灵———我父亲在七月十五烧包，我儿子紧搂着我在阳台看微雨中橙色的火焰，“张国荣先生呢？”他稚声问我，嗯，我没有作答，杨格宁小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