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国小品二十年：兴衰一晚会 变化两演员(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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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0月10日08:59 新华网 | ||
中央电视台《中国小品20年》节目监制王晓说，央视一套播出的这个节目其实选自央视4套《中国文艺》。《中国小品20年》是今年7月份推出的，邀请评书名家单田芳担任主持人。由于节目中串词的时间比较短，如果让主持人来说可能不够连贯，而说评书的就有这样的本事：几句话就埋下一个伏笔，给观众留下悬念。 河北电视台《笑一笑》栏目制片人焦克强告诉记者，专题片《中国小品20年》采访了近百位小品演员、编剧导演、知名学者和评论家，去年12月开始在河北台二套每周播出一期。节目以小品20年的历史为经，以小品的四支生力军(北京、东北、西北、南方)为纬，节目样式是采访加点评再加节目片段。焦克强说，为了配合问卷调查，国庆期间还在河北台一套展播了20年的小品精选。 小品成也春晚，败也春晚 小品能够走出象牙塔，从最初的戏剧、戏曲院校的练习作品到今天家喻户晓、深受欢迎的文艺样式，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功不可没。《中国小品20年》节目监制王晓，曾经操持过去年首届CCTV喜剧小品大赛。他说，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刚开始，随着科技的发展，电视进入百姓家，小品也逐渐成为一门艺术。如果科技进步不够快、如果电视普及得不够广、如果没有春节晚会，那观众可能会更晚些认识电视小品。 1983年中央电视台的首届春节晚会上，小品首次在电视上亮相。编导为了热闹凑趣，赶排了小品《虎妞阿Q逛北京厂甸》，表演者是斯琴高娃和严顺开。一个泼辣俏皮，一个憨傻滑稽，有极好的喜剧效果，虽然仅仅作为一个小插曲，但现场效果和对观众的吸引力受到大家的重视。那一年，还有王景愚表演的哑剧小品《吃鸡》。 从1984年到1990年，小品可以说是陈佩斯与朱时茂大放异彩的时期，两人1984年合作的《吃面条》使小品成为以后历届春晚的保留节目，“二子开店”红红火火。1989年春节晚会的4个小品都堪称佳作，像赵丽蓉、侯跃文的《英雄母亲的一天》；笑林、黄宏等4人表演的《招聘》；赵连甲和宋丹丹等3人表演的《懒汉招亲》；陈佩斯、朱时茂表演的《胡椒面》。从这年开始，小品取代相声成为晚会的第一主角，这种局面延续至今。1994年春节晚会中就有《越洋电话》、《上梁下梁》、《打“扑克”》、魔术小品《大变活人》等8个小品节目，2004年春节晚会，39个节目中小品占了6个，时长将近70分钟，占全部节目时长的1/4强。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系教授朱宝贺和李献文认为小品在荧屏上走红，有主客观原因。除夕之夜，观众的普遍心理，是希望看到喜庆、有趣、高质量的节目，而小品正是用喜剧形式去讽刺那些不好的社会现象和表现某种社会心态，在笑声中给人思考和启迪。 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春生指出，电视是小品的成功之道，但也限制小品。春节晚会被定义为关乎民心和社会稳定的第一炮，小品也就必须以欢乐、祥和为主，逐渐转变为教化、喜剧为主。于是，同样是黄宏、宋丹丹搭档，《超生游击队》等讽刺型小品出现在元旦晚会，《回家》等教化型小品却出现在春节晚会。赵本山说在中国做喜剧很难，很大一部分人和事是不能讽刺的，小品要弄到学者不认为俗，观众不认为雅，领导不觉得烦，很不容易。 天津大学影视学院副院长俞炜认为，有人认为相声衰落是由于电视的冲击，没了剧场效应，其实错了，相声的衰落主要是讽刺功能的泯灭。而朱宝贺认为，高水平的小品，应当在幽默机智的反讽中，体现对现实的忧患与批判。近年来小品创作日渐滑坡，构思巧妙的精品少了，故弄玄虚的段子多了；有深度和高度的作品少了，浅薄俗气、以噱头取悦观众的作品多了；创作者深入生活、开掘生活的能力少了，闭门造车、浮华虚夸的风气多了。如果剧作者对生活没有深刻的剖析和透视，难以挽回小品的颓势。 陈佩斯打基础，赵本山扛大旗，人才青黄不接 河北电视台《中国小品20年》的问卷调查10月1日开始，截至8日，赵本山和陈佩斯以9801票和9251票位列“十大小品笑星”前两名。这个结果可以说真实反映了赵本山和陈佩斯在中国小品20年中的作用。 1984年陈佩斯和朱时茂合作了小品《吃面条》，在春节晚会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为小品成为春节晚会的保留节目打下基础。1985年在工人体育馆举办的春节晚会虽然整体不成功，但陈佩斯和朱时茂的小品《拍电影》又一次获得成功。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高级编辑朱景和等在《中国电视艺术通史》中认为，细心的人能够从陈佩斯的喜剧小品中看出悲剧的味道，这是它比其他小品更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一个重要原因。陈佩斯对于小品的生存居功至伟，以至尽管十多年不演小品但大家还是没有忘记他。 1990年，赵本山在几番“送礼、走后门”不成之后，凭实力登上了春晚舞台，他和黄晓娟主演的《相亲》获得了综艺类节目的第一名。90年代的小品舞台是赵本山和宋丹丹的“二人转”。而时序进入新千年之后，虽然黄宏、巩汉林、严顺开等老将时常上演“前度刘郎今又回”，但小品舞台的聚光灯总是“不公平”地围着赵本山转了。天津艺术研究所所长刘连群认为，赵本山自从上春节晚会以来每年都能拿到一等奖，90年代初，他的小品就已经有3个研究生做策划，现在赵本山是小品、二人转、影视三套马车，因为小品这个舞台已经容不下赵本山了。 可以说，今天的赵本山已经身系小品在春节晚会中的地位甚至它的发展前景，2003年赵本山萌生退意让晚会导演惊出一身冷汗。张春生认为，赵本山演出中的某种夸张是为了表演而表演，像2003年春节联欢晚会上走的那几步就是一种很夸张的走法。小品应该是生活的浓缩，赵本山的小品存在为小品而小品的倾向。但中华喜剧美学研究会会长陈孝英说，赵本山的小品艺术是新兴的、独立的表演艺术形式，小品本身的优势就是样式的通俗化，在中国小品目前出现了异化和庸俗化现象的今天，赵本山小品俗中出雅的风格是一面旗帜。 目前喜剧小品的人才处于一种青黄不接的局面，作品的创作需要一些刺激。赵本山也对小品现状十分担忧：“小品存在危机，就我来说，每年都得上春节晚会，不上还不行。我衷心希望能出现更多的新人把我们盖下去，免得我们在台上晃得那个闹心。我把春节晚会比作战场，宁可战死也不能当逃兵。最后战死了，我就下去了。”（刘江华） 小品二十年三变 小品样式单一了 今天与观众见面的基本上是清一色的戏剧小品，有情节、有包袱、讲究形体语言，但和早期相比，样式变单一了。1986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四川谐剧演员沈伐表演的小品是独角戏《零点七》；1987年春节晚会游本昌上演戏曲小品《孙二娘开店》，激动的观众还喊出了“欢迎孙二娘当组织部长”；此外还有古装小品《清官难断家务事》。1990年戏曲小品《拷红》中京剧、豫剧、越剧和黄梅戏的四个红娘一齐出场，令人在欣赏四个剧中唱段精华的同时发出会心的笑声。 小品教化色彩浓厚了 早期的小品一招一式，讲究人物的表情、语言，带有明显的训练课痕迹。1983年春节晚会王景愚的哑剧小品《吃鸡》，把吃老鸡的那种艰难而又费尽心机的劲头，夸张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再严肃的人也不免为之大笑不止，但这个小品谈不上什么主题思想、社会意义。陈佩斯和朱时茂的小品，无论是1984年的《吃面条》、1986年的《卖羊肉串》、1987年的《拍电影》、1990年的《主角与配角》，还是被认为是他们表演最高峰、1989年的《胡椒面》，都没有多么了不得的“主题”。 但从1990年赵本山的小品《相亲》开始，小品的教化色彩逐渐浓厚，从早期的《红高粱模特队》到中期的《昨天·今天·明天》，赵本山小品的主题是侧面反映富裕起来的农民所做的新追求、面临的新矛盾。王晓认为，将小品赋予教化功能也是一种发展，因为相声已经有了这种教化功能，小品不可能按兵不动，中央台可能也意识到这种压力，小品的作者和演员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主动往这方面靠。“《打“扑克”》就是很典型的与现实结合，具有了教化意义，切合了当时的现实，任何东西都脱离不了现实，小品的发展也是如此。” 小品讽刺功能式微了 1986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李婉芬、周国治合演的《送礼》讽刺了久治不愈的不正之风；此后，不论是1987年的《产房门前》还是1990年岳红、巩汉林的《打麻将》，都能看到小品针砭时弊的锋芒。虽然有人认为把人口失控这样严肃的主题过多用喜剧的方式进行调笑与嘲弄会冲淡这一问题的严肃性，但严顺开、黄宏表演的《难兄难弟》，黄宏、宋丹丹的《超生游击队》都颇受欢迎。不可否认的是，小品的讽刺功能今天逐渐被淡化，以赵本山为代表的小品，让人更多看到的是自嘲与自省———如果说《卖拐》、《卖车》还能让人依稀看到些讽刺，那他其余的作品包括近年的《心病》、《送水工》甚至早期的作品对“讽刺”二字皆未梦见。（刘江华） 小品危机各有一说 陈佩斯：戏剧教材会把喜剧小品当里程碑 “小品是微缩的话剧，因此喜剧小品是喜剧的文化准备和实践探索，喜剧小品大行其道预示着喜剧的成功，中国成功的本土喜剧过去没有，都是舶来或照搬的，它们受观众欢迎的程度都不如喜剧小品，因为喜剧小品直接继承了相声的语言特点。可能再过几年，戏剧学院的教材会把喜剧小品作为一个里程碑来专门讲述。” 赵本山：有钱有名后就想让历史记住你 “一生当中，没成名时想挣钱，等都有了时就要让历史记住你，让社会对你感兴趣，不求别的。至于我的小品之路，无论是艺术生命还是道德水准，会踏实一些。我不希望在观众面前突然消失，希望知名度永远保留下去，别让观众失望。” 宋丹丹：形式的局限使小品走下坡路 “戏剧对啥都有用，小品火起来是必然的。那个年代，摆脱了伤疤题材，饭桌上开始讲笑话，小品自然而然出现。但小品10分钟长度等形式的局限使得它一定会走下坡路。舞台上演小品很难，没有实战经验写不出来。写小品太难了，大部分靠演员攒，黔驴技穷。” 石林：作者与演员收入不公使小品萎缩 “盛极而衰，小品现在萎缩，首先是创作萎缩，十年前，商业不发达，大家对小品充满热情，生活中来生活中去，百姓自然欢迎；后来商演增多，演员身价陡然而起，出场费就十几万，而作者所得的报酬微不足道且是一次性的，这是最主要的问题，国外不是这样。早期大家没有不平衡，但现在就不想这样呕心沥血了，因为挣钱的渠道很多，比如电视剧，情景喜剧，创作容易且拿钱易，不一定非得写小品。分配不公使得创作萎缩，本子萎缩带来演出萎缩，演员人气不足。比如赵本山对作者的重视是一般人比不上的，给何庆魁就一百多万，因为赵本山懂得并尊重作者的创作。” 何庆魁（《卖拐》作者）：小品生于电视不能亡于电视 陈佩斯的小品很经典，赵本山把说唱风格的小品带进春晚，是东北味，宋丹丹的倒口属于京腔京味，严顺开则是东南味。现在东北味稍占上风，因为东北味接近普通话，接受面广。小品现在由语言包袱上升到了情节包袱然后到语言与情节相结合，它虽然存在危机，但肯定有生命力。小品生于电视不能亡于电视，只要搞小品的人没死，肯定还在前进着。 崔凯（《送水工》的作者）：小品处在一坎上 小品走过了20年，离不了观众的关注与支持。萌芽阶段：陈佩斯与朱时茂，没有完整体系；第二阶段：西北味、东北味的加入。第三阶段是现在，有成熟的笑星，作品也越来越丰富。现在正处在一坎上，观众期望值越来越高，笑后作为热点议论。创作难度越来越大。我们也在探索。 王晓（《中国小品20年》监制）：现在所做的是延缓小品的衰亡 对于现在的小品危机，王晓表示很正常，“任何事物都有一个酝酿、产生、发展、衰亡的过程，有成长期、辉煌期，也会有衰亡期。这是一个逻辑的必然，小品肯定也会走向衰亡，而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也就是延缓它衰亡的过程。” 《中国小品20年》问卷调查中，黄宏、宋丹丹表演的《超生游击队》得票居“十大经典小品”之首。小品如果当时已经达到了高峰，今后怎么办？王晓说，就像一个人爬坡爬到山顶后只能有两种选择：要么不动，要么走，虽然每走一步都是下坡，但任何人都不可能不动，否则只能在山顶上喝西北风。 王晓认为，90年代初小品鼎盛时期，大家都在攻坚，东北味、西北味、上海味等等，这样就有可能出现精品，“那时有一批人在弄小品，如陈佩斯和朱时茂、黄宏和宋丹丹、赵本山等；有一批电视人在帮着忽悠。小品环境比较好。”在王晓看来，早期的春节晚会只有一两个小品，现在每年小品有七八个，多了以后质量就难保证了，“就像在北京开出租，一开始出租车不多日子还比较好过，但这个行业吃香之后大家都抢着来做，车子增加了，司机的日子自然不如原来好过。”（刘江华）（来源：北京青年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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