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贩子、医药代表现身说法——药价畸高背后的利益链

　　本报首席记者 张曦药贩子：下一辈子不卖药

　　“你不知道吧？有些药（比如说胶囊什么的）我在厂家那儿是估堆买进的，但在市场上是论粒卖出；一瓶成本1元左右的药，最终体现在医院临床上就成了26.5元。”

　　“你相信吗？眼下各医院的收入当中，药房收入基本占总收入的50%左右，市县级医院甚至达到了70%～80%，‘以药养医’仍是主旋律。”

　　“你明白不？药价虚高，药贩子拿的是小头，药品从出厂到消费者手中，要经过数十个环节，真正是‘利益均沾’；这里面是铁板一块，有强有力的潜规则，我觉得你写了也白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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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贩子阿伟已经退出江湖有些时日了，但至今仍然心绪难平。“正因为这一行是药，所以我不干了，下一辈子也不会干。”阿伟脸上略带苦色，他自称“无法面对自己的良心”。

　　阿伟今年不到30岁，曾是一家医药公司（人们俗称药贩子）的大股东。在药品行业已经泡了七八年的他，也算有所“成就”，但不堪残酷的市场竞争、药价和良心的双重重负，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

　　药价的虚高让老百姓不堪重负，那么是什么魔力让药价能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向上翻腾？在阿伟不紧不慢的叙述中记者隐约窥见一个大致的轮廓。

　　首先，问题出在药品定价机制的滞后上。

　　按照阿伟的说法，现在市场上的药品基本可分为医保类（入选国家和各地医疗保险目录）和非医保类两种，医保类药品的价格基本上是国家和地方政府定价，由有关部门（如药品价格信息中心）根据药厂报上来的成本和行业平均利润率统一定价。但由于信息的严重不对称，定价部门可能盲从了厂家，给此类药品的药价虚高留出了余地。

　　据说，早些时候，国家计委发出通知，大幅降低由中央定价（因药品为特殊商品，故许多抗生素类药均由中央统一定价，各地无权定价）的57个规格常用抗生素药品的零售价格，平均降幅为30％，最大降幅为60％，并要求全国各地重新核定各类药品价格。如此大幅降价，让老百姓享受到实惠的同时，也揭开此类药品价格的老底。而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列入政府定价的药品约1500种，占全部流通药品的10%，但却占到全部销售额的40%。也就是说，这10%的政府定价药品，事实上正是老百姓的常用药。

　　阿伟表示，对医药公司来说，更大的操作空间在于非医保类的药品，因为它们直接由药厂（或厂家委托经销商）根据市场行情来定价，最终在物价部门审核备案即可。当然要想拿到理想的价格，“做工作”是避免不了的。

　　厂家的规模不一，品牌不一，其各类药品市场价格定位的操作手段也不同。比如某制药企业的拳头产品，因为量大，定价和成本价的差别并不太大；真正的虚高大多出在常规药上，因为市场有大量雷同或相同的药（“阿莫西林”的生产企业就超过100家，“先锋”的生产企业则超过200家），定价在此时就成为策略或一种手段。因为有太多的环节需要打通，所以药厂或药商必须留出足够的价格空间来逐一打点和突破。“老百姓并不清楚，即使是同类药物，价格贵的并不见得是好药。”阿伟说。

　　其次，是流通环节的“非正常”增值，特别是药品流入医院之后。

　　药品出厂后，通过各种渠道流向医院或药店，红包、回扣、提成、跑方、暗标等一系列市场之怪现状都纷纷现身，由于每一种药品都留出了足够夸张的价格空间，它得以润滑整个流通渠道，形成了一道道灰色的链条，而链条的那一端犹如变形的魔爪，伸向千千万万的消费者。

　　“药品流通就是一个江湖，一旦踏入就身不由己了。”阿伟感叹。

　　张先生是圈内一位“知名”的医药代表，活跃于郑州的大小医院。他明里暗里为多家医药公司服务，但对于从事的职业本身，他似乎有些麻木。

　　“很多时候，我不知道我这个医药代表到底代表什么。应该是钱吧？”张直言，“把药品推销出去，是‘代表’们的天职，至于采取什么手段，那也是大环境所逼。”

　　据张先生介绍，一种药从厂家到医院，再从医院变成患者的药方，涉及医院从上到下多个重要环节。

　　药要进入医院，首先要过药剂科这一关。药品能够进入药剂科“用药建议目录”，实际上基本就可以进医院了。

　　其次是医院药事委员会（一般由院长、分管副院长、大科主任和某领域专家等组成），药剂科经过初选要向医院药事委员会提出用药建议，再由药事委员会讨论决定是否引进这种药品。“这中间走谁的路子，学问比较大。”

　　有的医院进药还需要通过招标才能最终确定。但这种貌似尊重市场规律和公平原则的手段，在医药领域已经严重变形。张称他曾成功地操作了多个药物品种的招标。

　　第三关是有处方权的医生。医院与药商签订销售某种药品的合同，其中并不包含销售多少的协议。因此，药商要雇用大量“医药代表”，盯住临床医生。明码标价，开一支药，给多少钱，称为“处方费”。处方费的标准不固定，平均占药品价格的10%～15%。有时，“医药代表”就坐在临床医生旁边，看着医生，让他不好意思不开。

　　“这个环节最为关键，因为它直接导致药品走向整个链条的最终环节，并最终变成现钱。”张先生称。据说，相当比重的回扣款都花到了处方医生的身上。处方费通常是定期（多为一个月）与医生结算一次，有时医院的药款还未结，但回扣一定得按时给。现在，虽然有不少医院都在赶医药代表，但许多公司和医生联系，往往是出钱请医生出国、开会等，方式非常隐蔽，“代表”们进不进医院，其实并不重要。

　　为了让医生开药更主动，有的“代表”还要经常性地请医生吃饭、洗澡。“我亲眼看到一些同行由人变‘鬼’。”张说。

　　第四关是药房。处方费虽然是定期与医生结算，但处方都在药房，打不通药房这个环节，就无法准确知道哪个医生开了多少药，该拿多少处方费。因此，要按照药品销售总额的2%～4%给药房工作人员送钱，称为“统方费”或“查方费”，这也可防止司药人员以“卖完了”之类理由被暗拒。

　　第五关是医院看门的。药厂送药的车不可能总在上班时间到医院，有时晚上车来了，急着卸货，不塞上一二百元，或者一条烟，医院的门卫就不给开门。

　　最后一关是结账，货送进去并且消费了，结账也是一门学问。要想把账款顺顺当当地结出来，不打点是不可能的。

　　搞定了这些关节，药价已经是一路飙升，但在医药流进医院的过程中，还有一个环节不得不提，那就是“医院的药品零售价是以批发价加价15％来确立的”。它是国家的硬性规定，当然也是药价虚高的罪魁祸首之一。

　　“你可不能小看了医药代表的作用，但这一行的饭也是越来越难吃，除了要应付一些同行竞争、白衣贪手外，还要对付另外一种敌人——医院内部制剂。”张先生说。

　　据了解，内部制剂是各家医院或其附属科研机构研发的非正式药品，没有批号，按照有关规定只能在临床中小范围试用，但现实中，不少中小医院特别是部分民营医院为了提高收入，大量采用这种药物，一些医院甚至给医生下达任务：在规定的时间内必须开出一定数量的内部制剂，否则扣发奖金。体现在处方上，普通消费者“根本看不出来”；更有甚者，内部制剂通过广告、邮寄等形式流落民间。

　　由于缺乏监管机制，内部制剂到底在医院收入中扮演什么角色，至今还是一个谜。

　　而如此层层盘剥，层层玄机，最后都要将费用转嫁到患者身上，药品价格哪有不高之理？普通百姓又怎堪承受？

　　从两位业内人士的谈话中，记者提取了药品流通中的五个关键词。

　　关键词一：药贩子。正规的说法，药贩子就是医药公司。在整个药品流通环节，药贩子的作用不可替代。其上游直接对接制药企业，一些有实力的医药公司甚至直接左右了某些药物型号的零售价格；其下游是药店和医院，而在医院中兴风作浪的大批医药代表，绝大多数都是为医药公司服务的。

　　眼下，药贩子多如牛毛，行业竞争空前激烈，规模化、集团化、寡头化的趋势初现端倪，值得关注。

　　关键词二：医药代表。医药代表又称商务代表、药品推广员、临床推广等，他们是药品流通环节一个特殊的群体，也是药价虚高最核心的见证人。

　　医药代表往往是具备一定的药品知识，受药品生产厂家或医药公司委托，负责向有处方权的医生等推介其药品功效的专职人员。

　　在西方，医药代表是很专业正规的群体，但在国内的医药代表们已经偏离了他们职责中的应有之意，是医药流通链条中不少非正常手段如吃请、送红包、超额回扣等的主要执行者。从小处说，左右了医生开处方的手，违背了职业道德；从大处讲，影响了药品流通市场的纯净和应有秩序，威胁公众健康甚至生命。

　　由于医药代表的名声每况愈下，早些时候不少医院都挂出了“医药代表免进”的牌子，但谁都明白，它除了说明“此地无银”外，医药代表所忙碌的一切还在广泛地上演。

　　关键词三：处方权。这是部分医生被赋予的特殊权力。一般情况下，进医院看病要吃什么药，患者当然会听医生的。因此，药品绝大多数是由医生介绍给患者，开什么药、开多少药都由医生说了算。

　　对药厂或医药公司来说，医生的处方权是一个“巨大且实惠”的权力，也正因为如此，药厂和药商多把目光盯在医生的那双手上，请吃请喝请旅游，送车送钱送设备。

　　由于法律上的空白，眼下我国对于“医生利用处方权收取回扣行为”是否属刑事违法还存在着颇多争议，所以医生的“权力寻租”不仅给患者带去了伤害，而且给法学界和整个社会提出了新的课题。

　　关键词四：药事委员会。也有人称这个机构为“进药常委会”，因为它是决定某一种药能否进医院的最高权力机关。

　　药事委员会一般由医院院长或分管副院长牵头，包括各大科主任、某领域技术权威和相关科室负责人组成，医院规模不同，委员会规模也有差异。

　　关键词五：药品招投标。招投标近几年才被导入医药领域，表面上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但在执行中已经被异化，从效果看，它仍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道具。知情人士称，只要关系到位，招标其实只是一个形式，相关利益者早已达成默契。某一药商参与一种药品竞标，其他药商就不会再参与竞争，结果“早就内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