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追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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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锋

　　也许是对老龄社会预言的集体恐慌———继前不久有人建议在刑法中增设“不孝罪”后，日前成都市一名律师更是慎重地向四川省人大提交了一份《孝法》的立法草案建议稿，希望四川省能为“孝”立法，借此弘扬尊老敬老的社会风尚。

　　每个人都希望在“老之将至”时，能得到儿女孝敬。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儒家称“百善孝为先”，作为中国传统美德的精髓，“孝”自古便被视为评判一个人是否“仁”的关键指标，极为敏感。在社会转型的今天，弘扬孝道依然是公民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此番有人提议用法律形式弘扬孝道，虽然已有人斥之为“以孝治天下”的阴魂复活，但毕竟听起来是个不错的主意，不啻为法治社会的进步。

　　不过，仔细想想，又觉得有些不是这么回事———

　　首先的一个疑问是：所谓《孝法》出台后，真的能在尊老敬老领域包治百病吗？中国自古以来，“孝”绝大多数时间都只是作为一种美德和行为规范，并没有上升至法的高度。这诚然与中国古代社会长期缺乏民法、以刑法调节社会矛盾的状况有关，但从孔子提倡“（孝即）无违”到汉代的“举孝廉”制度、曹操以“不孝”名义杀孔融、再到元郭居敬撰《二十四孝》看，孝道在触及刑法之前，确实仅限于一种道德提倡（顶多也只是某种奖惩的借口），而非法律。今人欲立法弘扬孝道传统，却与孔子“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倡导相悖拗，恐怕首先在传统上就有些不得要领。

　　而从新闻本身看，此草案也似乎多此一举———比如“谩骂、冻饿、凌辱、殴打、遗弃父母”等行为，已经上升至法律、经济纠纷，自会受到《宪法》、《婚姻法》、《继承法》、《刑法》等惩处，何须再另立新法；而其他处于道德层面的“不孝”行为，即使另立新法，恐怕仍不好判为“犯法”罢。从理论上说，专门法针对某特定领域，其法律效果也许优于一般法；然而从现实看，每个领域都立一部法，立法和执法成本过高，并不具操作性。至于“要将孝道作为招聘、晋升公务员时考察其品行的第一前提”的提议，更是忽略了公务员之“忠”、“信”等职业操守，未分轻重，舍本逐末。

　　再进一步看，立法能解决道德领域的所有问题吗？不可否认，德与法均扬善抑恶，其方向一致，所以英国学者罗杰·科特威尔说“法起源于民德，民德渐渐演化为法律”。然而，“一致”绝非“等同”。法仅仅划定了德的基本底线，换言之，只有某人违反道德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他才会触犯法律。应该说，舆论力量和道德谴责能对大多数“缺德”行为作出纠正，而一旦触犯法律，则会有相关法律介入，比如我们弘扬“诚、信”美德，并用《合同法》加以约束，但很明显，日常人际交往中涉及的“诚信”问题多属道德问题而非法律纠纷，与《合同法》还隔得挺远。

　　广告云：“女人的事，女人办。”借用这个说法，“道德问题，道德层面解决。”德与法在不同层面相互配合、各显其能。相反，以法家“刑名”思路来贯彻儒家理念，强令以法代德，对双方反是一种降格，也不利于发挥两者在各自领域内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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