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准发杂音”　贪官杨毓培的嘴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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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友：邵道生

　　“不准发杂音”，这是10月10日《四川日报》在《专权和贪婪——四川贪官杨毓培的“磁场”效应》一文中，披露收受了巨额钱财的南充市高坪区原区委书记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什么意思呢？杨毓培说：作为“一把手”，自然而然是“一号”，是“老板”，要拥有“绝对权力”，“说了作数，定了算数，以我说的为准，以我定的为准”，“说的就是政策，必须无条件执行”……应该说，他对这个“不准发杂音”的解释是很透彻、很到位的，其“水平”是很高很高的。

　　杨毓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将原来人事调动工作集体审批的做法，改为成立调动领导小组，自己任组长，实行“一支笔”签字。他大权独揽，常委会只是走过场，每次讨论干部，他总是先定调子，只要他认可了，常委会必须通过，如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他就马上安排组织部的同志再汇报一次，直至通过为止。他在干部选拔任用上实行“三不”：不经组织考察，不搞民主测评，不征求纪委意见，谁要对他未经考察就提拔干部提出异议，就会被他一句话打了回去：“怎么不行？我在营山就是这样做的。”所以，他就一口气调整了278名科局级干部，其中新提拔干部88人……

　　这就是杨毓培的“不准发杂音”的“杂音论”的全部含义和作用：既巩固了他个人的绝对权威，又敛聚了大量钱财。

　　这个人的“杂音论”，在当今的官场中很是时髦，也很流行。

　　有权有势的“腐败了的第一把手”，对这个“杂音论”是格外地宠爱。像杨毓培这样的人说起这种话来，不仅口气坚决、铿锵有力，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而且在行动上也坚决地将它实践：他的部下有哪一个敢发出一点“杂音”，就肯定不会有好脸色看；若是不听警告，就亮出“黄牌”；继续发出被他认为是“杂音”的，就坚决而又毫不客气地亮出“红牌”，“清理门户”，让这些人永远失去发出“杂音”的可能。

　　理由呢？一定是冠冕堂皇的。“杂音论”的鼓吹者一定会告诉你这样的一种“如果”：如果我们领导班子“杂音”多，怎能保持班子的团结一致？怎能保持领导的政令通畅？他们还一定会告诉你这样一种“假如”：假如我们领导班子“杂音”多，整天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你排挤我，我打压你，各拉各的山头，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相互抵消力量，我这个当主要领导的怎能工作？结论呢？当然是一切的一切都要听我的，不准有任何的“杂音”。

　　所以，若是只听这些贪官污吏说的而不看他们怎样做的，似乎真还不能对这个“杂音论”说三道四。

　　不过，只要看一看像杨毓培这类道貌岸然的贪官污吏的所作所为，就不难看出这个“杂音论”中所谓“杂音”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了。

　　其实，不准有“杂音”是假，大搞“一家言”是真，真正的目的是通过消除所谓的“杂音”（即不同意见、不同想法等），将自己的权力绝对化，达到行使权力的随心所欲化。譬如，有个鲸吞公款逾千万元的原广东省天龙集团食品集团公司总经理兼党委书记谢鹤亭（副厅级）就有这样一句名言：“什么事情都经过党委会，还要我这个老总干什么？”所以，在这个集团中只有他实行个人独裁，为此他撤销了公司的审计部门，财务部成了他私人的财务部，投资超亿元的工程由他一个人决定，在澳门三天三夜的豪赌竟输了860万元……还有那个河南省灵宝市一个小小的地税局副局长（副科级）卫建设，居然能在极短时间内非法敛财500余万，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在当上稽查队的“第一把手”——队长之后，就在队上立下了“一个人”、“一张嘴”、“一支笔”的大权独揽“规矩”，什么都由他一个人说了算，即使班子其他成员经办的案子也得由他一个人定。他本来就是一个心地不诚之徒，再加上“绝对的权力”，不产生“绝对的腐败”那才怪了呢！没有了“杂音”，就没有了监督，就可肆意妄为了。不过，有“利”也有“弊”，那个“利”在加快像杨毓培这类贪官们敛财的速度，而那个“弊”呢？则加快了这类贪官们灭亡的进程。

　　不准有“杂音”是假，大搞结党营私、培植个人势力是真。你不是不满意我的大搞假公济私、以权谋利的贪赃枉法吗？那好，我就用“杂音”太多、“不保持一致”的罪名加到你的头上，让你有苦说不出。云南省思茅市有个名叫谢韬的贪官，位居一市之长，他的一句口头禅是“不换思想就换人”，实质上是“不换我的思想就换人”，将“杂音论”用得惟妙惟肖。从1996年到1999年的三年内，任免干部多达1288人，平均每年任免干部429人次，最多一天任免70多人，政府系统和各乡约300多名科级干部，平均每人变动三次以上。目的呢？用谢韬的话来说，“你们老同志是靠能力和资历树立威信，而我年轻，做不到，我必须不停地撤人换人来树立威信。”也就是说，与自己保持一致的，没有“杂音”的，就留下，就提升；不与自己保持一致的，经常发出“杂音”的，就将他撤走、换掉。于是，“杂音论”很快地就变成了整人的工具，变成了组织上排斥异己的借口，变成了结党营私、网络势力的理由。当然，对谢韬这样的贪官来说，留升与撤换，也绝对是捞钱的大好时机。

　　必须看到，像杨毓培的“杂音论”在腐败了的贪官污吏中是很有“市场”，也是很流行的，它的流行至少可以告诉我们以下几点教训。

　　一，当今的贪官的“智商”都不低，善弄权术，他们随时会将中央的号召巧妙地变成自己谋私的手段。中央要“强化党的领导”，他就变成“强化我的领导”；中央强调要“保持与中央的一致”，他就变成要“保持与我的一致”……所以，必须要真正领会中央的精神，及时识破这种“拉大旗作虎皮”的错误做法。

　　二，几千年的封建统治给我们留下了“家长制”的“遗产”，根深蒂固，一不留神它就会在我们的社会中滋生、繁衍起来。究其本质，像杨毓培鼓吹的这个“杂音论”，就是“家长制”的变种，所以，对我们这个社会来说，真正的发扬民主是与批判封建主义的任务连在一起的，要做到这一点，艰巨而繁重。

　　三，对普通的官员来说，还是不要有这种“杂音论”为好，还是应该要多学一点辩证法。握有权势，并不一定意味着拥有真理。人是人，而不是神。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或有一得。一个人，不管他是多么英明、伟大，总有考虑不当、挂一漏万之处，总有犯错误的时候。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你所认为的“杂音”，恰恰是自己的失察、失误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准有“杂音”，未免将自己估计得过高了一点，是自己太缺乏自知之明的一种表现，所以不能剥夺他人说话的权利，不能将他人的不同意见都作为“杂音”来处理，否则就是武断、专制。

　　四，当一个领导，心胸还是要开阔一点，要为整个社会创造出一个“免于恐惧”的心理文化氛围。即使人们说了一点不中听的话，“过了头”的话，真还能将天翻过来？我就不相信。40年代，共产党在延安的立足还不能算太稳，一个年仅47岁的农民在家里被雷击死了，明明是天灾，但他的老婆却骂起了“世道不好”，骂起了共产党……说真的，若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真够得上“反革命”的，但毛泽东知道了后，没有这样做，不仅没有批判她，还请她来喝水吃栆，还让她详细谈了对收交公粮的意见，并根据她的意见作了调查，制定了相应的改进措施，效果极好。老百姓为什么能跟共产党走？除了共产党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外，还能认真听取不同意见，若是将不同意见、不喜欢的意见都作为“杂音”来清除、来批判，还能得什么民心？！

　　五，还是要多多学一学四中全会的精神，四中全会提出，要“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还要求“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这是时代发展所必须。我们的党之所以提出“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的要求，就是对时代审时度势的结果，而像杨毓培的“不准发杂音”的“杂音论”与四中全会精神是完全格格不相入的东西，为官者一定要看清“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一时代发展潮流之必须，不仅要跟得上，而且还要在自己的执政行为中坚决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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