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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两圈考察”作为新近流行开来的一个专有名词，特指党政领导干部八小时外的生活圈与社交圈因为与为官用权息息相关，所以应当成为人事考评的新范畴而受到监督。2001年8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选定浙江湖州试点“两圈考察”制度。三年后，这一吏治新规大有破茧推广之势：两个月前，浙江省委组织部制定出台了《关于推行领导干部生活圈、社交圈考察的意见》，更多省市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相关部署。而中组部部长贺国强日前表示，为了避免干部边腐败边提拔而令干部队伍蒙羞的现象一再发生，必须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全过程的监督。对“全过程监督”的强调，无疑应该正是“两圈考察”制度受到重用的背景。
事实上，国人对于类似的情形应该不会太陌生，即便是未曾经历该段历史的年轻人，也还能从影视与文学作品中感知当初全面盘查、刨根问底的干部考察制度——那种对于个人历史、思想状况进行重重调查、要求层层佐证的架势，覆盖了被考察对象的全部世界，区区“两圈”自然更不在话下。但是仔细比较不难发现，今日的“两圈考察”并非要回归传统。彼时多方面调查，是强调从理想到行动都趋向“共产主义完人”的精英型干部。而如今“完人人格”破灭已久，吏治的重中之重、公议对于官场的最大诟病、共产党的干部对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最大干扰，显然已是“政治世俗化”之后的官员腐败。因此“全过程监督”的指向，一如贺国强所透露的，重点在于及时捕获官员贪污腐败的蛛丝马迹。
而湖州自试点“两圈考察”以来，“已有86名干部倒在八小时之外，受到谈话诫勉、暂缓使用、取消拟任资格及党纪政纪处分，其中大多是因为生活不检点、公德意识差、不孝敬长辈等问题”。可以说，“两圈考察”制度也许能够以小见大地呈现成绩，但对于期待在反腐工作上能有更大作为来言，这样的成果显然并不能令人满意。事实上，从人伦来说，要求官员亲属政治觉悟高于亲情而真正大义灭亲(例如浙江省永康市聘请党政一把手的妻子担任“两圈”监督信息员)，十之八九是缘木求鱼；而从法理来论，一些官员也表示不满——干部也是公民，难道不能有受法律保护的隐私权？
不过，“两圈考察”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并非它应当如何解决与伦常法理相悖的矛盾，而在于为何它竟会成为只在中国当前社会出现的独特监督尝试。世界政治的文明成果早已经表明，惩治腐败、肃清吏治，只有民主与法治才是持续有效的制度。一个完善的法治制度与民主社会中，官员的一切收入无所遁形，官员的一切作为也自有民众与舆论来作评判，独立的司法系统可以不受行政权力的干扰而调查官员，执政党更无胆形成官官相护的保护网。中国吏治的现状，出现了形形色色光怪陆离的“创新”，恰恰是因为囿于各种障碍而不能迅速直抵这一唯一有效的制度建设——问题越来越严峻，有效方案却迟迟不能接近，所以只能在外围屡屡逡巡，以形式上的有所进取作为交代，却往往以实质上的无功而返完成妥协。
因此，以民主监督与司法独立等核心制度为剑，反腐治吏其实并不需要“两圈考察”之类的尝试。“两圈考察”的突兀存在与急于推广，恰恰是值得我们担忧的“创新”。它的命门不仅仅在于未必能够有效地解决腐败问题，更在于因此而可能呈现出又一次有所“努力”却失败的局面。这影响到的，恰恰是执政党日益感到危机的执政能力。如果说，“创新”总有积极的一面，那也许来自我们对于中国采用“鸟笼”策略展开经济改革的理解——每一个新的提法，事实上都是在为彻底打开“鸟笼”作准备。中国吏治重建的大背景是政治革新，能够为此拉开一点闸门的尝试才可能真正具有“创新”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