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时空：还未成年人洁净的网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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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互联网虽起步较晚，发展却异常迅速。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今年7月发布的第14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报告，截至今年6月30日，中国网民人数已达8700万。互联网日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逐步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等，而其中未成年人受网络影响最为明显，也是最值得关注的群体。近年来在社会各界引起广泛反响的三份调研报告：《关于加强网吧管理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建设优良社会文化环境》、《电子游戏与未成年人教育问题》和《积极发展网络文化产业，努力为青少年营造优良的网络文化环境》，从规范网吧环境、电子游戏和建立健康网络文化等角度，揭示了网络环境与未成人教育之间的密切关系。为了更进一步探讨此类问题，作为主要撰稿人和调研人之一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民盟北京市委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室主任沈绮云接受了本报专访。

　　漫漫调研路

　　2001年，民盟北京市委一份名为《关于加强网吧管理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建设优良社会文化环境》的调研报告，首先掀开了互联网与青少年教育———这一跨世纪教育问题的一角。报告在对北京市中小学生使用互联网状况进行普遍调查的基础上，指出“网吧”管理混乱，违规经营严重，非法网吧充斥市场，并且大多数网吧条件差、环境恶劣、安全隐患多，严重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2002年6月，蓝极速网吧纵火案发生之后，网吧治理受到政府部门和互联网业界的重视。而这时，一场关于《电子游戏与未成年人教育问题》的调研已经悄悄展开，并已把触角延伸到了网络与青少年教育领域更关键也更敏感的地方。调研组对北京市部分中学生进行了测试———国内首次就该问题对青少年进行测试，发现“网络成瘾症”在青少年中的比例已高达14.8%，此比例高于我国的成年人。

　　这一结果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重视，该调研报告被数十家媒体引用、转载，政府、民间纷纷对相关问题进行讨论。2003年，一场旨在寻找解决网络发展与未成年人教育问题根本途径的调研又开始了。一份名为《积极发展网络文化产业，努力为青少年营造优良的网络文化环境》的报告，对市场运营的网络游戏的内容，及其对青少年影响和我国网络游戏产业状况进行了深入地分析，指出只有真正开发出具有民族文化特色、优秀的网络游戏产品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沈绮云教授身为三次调研的负责人及三份报告的主要撰稿人自然成为媒体竞相追逐的对象。目前为止，沈教授已经接受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上海电视台等多家电台、电视台的邀请并参与了多期相关节目的制作。

　　当记者拨通沈教授的电话并说明请求时，一个亲切而悦耳的声音爽快地答应了记者，听上去电话那端应该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中年学者。直到那个阴雨绵绵的上午，当记者第一次与沈教授面对面地坐在一起时，难以相信的是眼前的她已经年过花甲。

　　面对记者的疑惑，沈教授笑着说道：“我这人心态比较好，现在已经退休了，做事情全凭自己的兴趣，我对这方面的事情感兴趣，喜欢做才去做，所以心情就比较好，精神状态看上去也不错。”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对互联网及青少年教育问题产生兴趣的呢？”记者问道。

　　“可能是由于我长期在高校工作，对中小学的教育情况一直就比较关注，退休后在民盟又一直从事教育方面的工作。”这样，沈老师的话匣子打开了：“2001年，我参加了北京市政协一个《关于社会文化环境对青少年的影响》的调查，包括书刊、游戏厅等对青少年的影响，当然网络也属于社会文化环境的一个方面，但当时没有进行单独、深入地调查。在参与调查的过程中，我就觉得网络这一方面应该是有些问题的。”

　　“当时互联网在中国发展得相当迅速，并且已经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网上的信息是海量的、交互的，也是良莠不分的。孩子们的分辨能力比较差，网上一些不良信息会对他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他们在网上到底都做些什么？实在很值得关注。”

　　“在2001年的调研中，本来我们并没有预计到网吧会有那么大的问题，可是在跟老师、家长的座谈中发现他们对网吧的质疑非常强烈，于是我们便顺着这样一条线索调查下去。当时我们也已经发现了网络游戏对孩子们的影响以及网络成瘾的问题，于是我们就将这个问题定为第二年的调研主题。就这样，我们三次调研、三份报告相互联系，一步一步深入。”

　　踏踏实实做好每一步

　　当我们把目光暂时游离于“网络与未成年人教育”的焦点之外时，我们会发现，从1997年起沈绮云老师已经主持了民盟北京市委七个课题的调研工作，共撰写了七份调研主报告、24份附件、7份市政协提案，总文字量近四十万字。连续七年获全市统战系统调研报告一等奖，三份提案获市政协优秀提案奖。个人也于1995年、2001年两次被评为民盟北京市委先进个人，2001年民盟中央先进个人。

　　如此骄人的成绩绝不是一般的付出就能收获的。当记者问及原因时，年过花甲的沈教授平静地说：“我不觉得这些有什么，都很平常。调查一件事情就要把这件事情原原本本的样子调查清楚。必须要踏踏实实、认真负责，提供真实的情况。”

　　当调研组要对未成年人网络成瘾问题进行测评时，发现国内并没有现成的标准可以利用。经过多方的拜访、求教，才从北师大一位心理学者那里得知了美国心理学者金伯利金·S·扬提出的“网络成瘾症”的测评方法，一共有十个问题。他们担心如果直接拿着这十个问题去给孩子们测评，孩子们很有可能害怕自己被当成“病人”而不如实回答。后来，他们就将这十个问题和调查问卷的其他问题穿插在一起，这样孩子们就不会发现，也就不会有“戒心”了。

　　2003年在调查游戏人才培养的情况时，他们不知道哪些学校已经开设了相应的专业或正在酝酿。于是只能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就打电话去问。后来听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院计划进行网络游戏人才的培养。在找到相关负责人得到肯定之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在一个周六的晚上得到通知，一个游戏方面的专家要去学校做讲座。于是他们赶忙跑了过去，和好几百个学生一起坐在大教室里听讲。讲座结束后，才有机会和专家进行交流。可是一场讲座下来专家比较疲惫，他们也只能提些简单的问题。又听说北京广播学院在酝酿相关人才的培养，可是又不知道是在那个学院，经过多方调查才知道是动画学院。恰巧当时该院领导要出国，没时间接受访问。后来经过广播学院的民盟组织，才得以和院长见面。广播学院在朝阳区，离沈老师家很远，为了调研，一位退了休的老教师说赶过去就得赶过去。

　　“搞调研嘛，就不能考虑自己的时间了，要以别人的时间为准。”沈老师说。

　　“您这么大年纪，又已经退休了，为什么不在家里享清福，偏偏要那么辛苦地搞调研呢？”记者问。

　　“出于一种责任感吧，特别是近三次调研下来，引起了这么大的社会反响，无形中感到自己身上的社会责任感增强了，觉得做这些事情是很有价值的，这也是我参政议政的义务吧。”

　　沈老师说，“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只是偶然闯进了这个领域，但我仍然要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在现有的条件下尽可能的做得更好。”

　　确实，现有的条件是不容乐观的。调研没有多少经费，问卷的样本量也就不可能太大，只有几百份。国内又没有相关的数据可以比照。所以，对于自己统计的数据，沈老师的心里始终是七上八下的。可是凭着一股踏实、负责的精神，沈教授及她的同事们，兢兢业业地进行着他们的调研工作。

　　沈老师告诉记者，其实他们每次调研的压力都很大，拿出的结果都要反复地推敲。但国内没有可比的权威的数据，他们心里还是觉得没底。比如成瘾的问题，福建师大一研究生曾经在福州大学做过一个成瘾的调查，但仅是在学校范围内对某些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并不能推而广之。还有在一些小报上，他们也曾找到过相关的数据，但没有足够的权威性，他们无法采信。虽然调研不同于科研，但他们还是要用科学而严谨的态度力争准确。

　　“在2003年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心理学研究所的学者看了我的报告后说：‘沈老师，你们的调查数据和我们的差不多。’当时我就觉得心里特别安慰，虽然这并不能说明我的测试结果就是正确的，但至少不太离谱。”说着，沈老师不自觉地把手放在胸前，深呼了一口气，嘴角一丝浅笑，眼中掠过的却是安慰与踏实的神情。

　　“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或许对于别人没任何意义，可是对我来说却非比寻常。因为这些数据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我们是要用这些数据来支持一种观点，并希望能够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种政策保障。”

　　一个人做事的态度和风格应该是一以贯之的，沈老师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经历中便始终贯穿着这种踏实、负责的精神。1960年从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毕业后，沈绮云留校任教，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从事现代教育技术教学和研究工作，历任教育技术研究室主任、远程教育研究室主任、教育技术中心副主任、兼任北师大音像出版社副总编等职；90年代初接受北京市教委的邀请，出任市第一、第二届特约教育督导员，参与监察义务教育的实施及义务教育法的落实情况。沈老师在担任特约督导员期间，几乎每一次活动都没缺席过，北京所有的区县差不多都跑遍了。也就是从那时候起，她开始对整个中小学的教育有了一个全面地了解。特别是担任第八届民盟北京市委常委、普教委员会主任、民盟北师大基层委员会副主任期间，她更感到责任重大，不敢稍有懈怠。几份重要的报告差不多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八届民盟北京市委换届时，她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可是第九届民盟市委坚持让她留下继续负责调研工作，并出任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室主任、民盟中央教委会副主任等职务。

　　网络游戏不能禁止也禁止不了

　　沈绮云的调研报告中揭示出这样一个结论，电子游戏尤其是网络游戏作为一种新兴的产业形态和文化传播的载体，随着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成熟，以在线游戏为代表的游戏产业正在成为文化产业新的生力军。

　　但网络带给青少年的负面影响又不容忽视。对于这种矛盾，沈老师认为：“网络游戏是一个内容产业，像电视电影一样，本身是包含内容的。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产业形态，网络游戏是不能禁止也禁止不了的。只有我们自身开发出本土化的，具有一定文化内涵的，优秀的网络游戏产品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如果我们只是拿着人家的游戏在运行，那么即使硬件发展再快，这个产业也不能说是真正的发展了。”

　　目前，我国运行的网络游戏80%以上都是从国外(或境外)进口的。国内游戏软件自主开发能力不强。而且，游戏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是包含一定的价值取向的，有的游戏甚至带有文化侵略的色彩。网络环境和游戏内容对人们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沈老师谈到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个同事的孩子玩了三国的游戏之后，说张飞是日本人。因为孩子们对历史的了解还不全面，他们只是根据游戏中得到的信息来判断。这个游戏是日本开发的，自然张飞也就成了日本人了。”

　　“只有开发出自己的、优秀的产品，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大的玩家，我们拥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其次，我们拥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这些文化积淀就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并且我们是武侠文化的发源地，其中有很多精华还没有被发掘。在这方面我们是有优势的。所以对于我国游戏产业的发展前景我还是充满信心的。”沈教授微笑着说。

　　“但是，游戏产业要做好做大是很难的，因为它关系到未成年人的教育问题。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人才的培养跟不上。电影有电影学院，导演、演员各方面的人才都培养。游戏还没有形成规模的人才培养基地，而且师资力量缺乏，专业人才跟不上。现在游戏行业里最缺乏的是能够进行策划的领军人物，就像电影中的制片和编导，能够统筹全局。当然，一个产业的发展更离不开国家大政方针的支持。”

　　当记者问到我国现行有关互联网管理的政策法规都有哪些时，沈老师刚要开口，却又起身让记者稍事等候。过了一会儿，她从书房里拿来一个泛黄的笔记本，带上花镜，一条一条认真地给记者讲解起来。

　　沈老师说：“搞调研，提意见不是随随便便就行的，必须要掌握大量资料。而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条款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不是法律方面的专家，年纪也大了，一些法规法条在报刊、杂志上看到了就随手记在本子上，怕记性不好给忘了。”

　　沈老师觉得，网络是个新兴行业，尚处于发展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各方面的问题，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需要不断完善和配套。例如2001年在清理非法网吧的执法过程中，市工商局执行的是行政处罚条款，若是本市业主，查扣的电脑七天后还要归还。业主收回电脑后自然还要想方设法再度经营。一些网吧的经营者和执法者打起“游击战”，正如一位重点中学老师所说：“桥东头端掉，桥西头又起来了”。另外到目前为止，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力度不强，实际应用意义并不大，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增加相应的惩罚条例，比如做到什么程度就是违法了，违法之后由谁来管，谁来执行。

　　未成年人教育无小事

　　“我们常说‘外事无小事’，我觉得在未成年人的成长过程中也无小事。从小范围说，现在的孩子大多是独生子女，一个孩子牵扯到六个大人，三个家庭。如果一个孩子出了事，三个家庭就都毁了。从大的方面说，将来国家谁来接班，孩子们就是国家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作虽然辛苦但还是非常值得的。”

　　“调研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期待，只是觉得这方面会有一些问题存在。出于一种参政议政的责任感，或许还有一种老教师的使命感吧，就去关注、去调查了。调查过去这么多年，得到一些相关部门的认可和群众的赞誉，不少人来信支持、求助并寄来相关资料，都是意料之外的事。我觉得社会的认可就是我们最大的荣誉。其实这荣誉也不是我个人的，是属于集体的。”说到这里，沈老师慈祥的脸上泛起了一丝笑意，自豪却又不失谦虚。

　　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神圣的教师使命感，牵引着沈老师走进了互联网及未成年人教育这一领域，而长期对于青少年的关注使得她一踏入这个领域便一发不可收拾。在调研过程中，沈老师已经对一些相关问题形成了自己独到而又深刻的见解。

　　目前，对于舆论比较关注的网络游戏分级的问题，有很多业内人士认为，现在国内进行网络游戏分级还为时过早，有脱离国情之嫌。

　　可沈老师却恰恰认为：“分级应该是一个方向，并且非常迫切。”

　　“电影虽然没分级但毕竟还有儿童电影制片厂，儿童电影院，专门为儿童生产、播放电影。另外，电影是集体观看，电视是家庭观看，电子游戏却是一个人玩，而且可以亲身参与。电影、电视都有设定的情节，其中武侠文化里的正面英雄很少乱杀人，孩子们看到这样的情节并不可怕。可游戏中的情节是动态的，杀人大多是没有道理、不问原因的，纯粹的暴力。而且，我国游戏玩家呈现低龄化的特点，24岁以下的玩家占58％以上，而国外则大多数玩家都在25岁以上。因此，我国网络游戏分级的需求也就更紧迫，影响也更大。”

　　但是沈老师又同时指出：“分级不是法律，对玩家不具有强制性，只是一种指导。并且分级是很有难度的。首先，网络游戏在我国已经拥有相当数量的玩家。分级涉及到的不是个别人，而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其次，电子游戏是持续的、反复的，不像电影、电视一般看过一次就完了。而且在操作层面上，首先要解决认识上要不要分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怎么分，用什么标准分，分级以后怎么样让它真正起到作用，怎么处理业已存在的一些问题，怎样得到社会各方面的认可。这都不是拿出一个分级方案就解决了的。”

　　“分级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对各方面的问题有一个统筹的考虑和安排才行。比如相关产业的发展，社会的稳定，这些问题必须要考虑，而且要认真对待。”

　　即使面对着重重困难，沈老师还是觉得不分级持续的时间不应该太长。时间越长，积累的问题就越多，解决起来的难度也就越大。

　　分级仅仅是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不良游戏侵害的一项措施，沈老师认为尊重、维护孩子们的权利才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关键。

　　“上网、玩游戏都是孩子们的权利，我们要维护他们的权利。我们要做的是让孩子们在享受权利的过程中不受伤害。我们要为孩子们提供健康的游戏产品，让他们接触健康的网站，避免孩子们受到不良信息的影响。”

　　“我们应该更加理性地看待互联网与未成年人的教育问题。对于互联网的优势要把它充分地发挥出来，对于它的弊端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其实，互联网还是好处多多的，它能够让孩子们开阔眼界，方便学习。如果不让孩子们接触互联网实际上对他们是一种更大的损失。”（本报实习生李云舒）来源：《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