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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被殴打，不再是什么新闻。10月7日，《人民网》刊登了新华社记者采写的稿子《福建：记者采访屡次被殴舆论监督环境堪忧》一文引起网友热评，记者被殴打这一老话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新话题。其中意味，颇让笔者深思：记者缘何屡次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殴打？其背后又折射出什么？有什么应对之策呢？
众说周知的理由是：记者批评稿损害了殴打者的非法所得利益而引来殴打之祸。对记者抱有成见的人，也许会把记者被殴打归因于个别记者素质不高，违规采访，以稿谋私招致被采访单位或对象的不满导致被打；也会有人认为社会法制的缺失、舆论监督环境的恶化是记者被打的根源。
上述理由，在记者被殴打的案例中都能找到根据，能够从一个角度向人们解释清楚记者缘何被打，且这种理由符合人们的经验，为人们所认可。但是，这些理由在解释记者“屡次”被殴打却显得苍白无力，难以解释记者被殴打为啥成为“家常便饭”？为啥成为公众眼中的平常事？
因为，记者揭露丑恶、批评利益团体非法收益自然会引起他们对记者的仇恨，这是利益驱动下必然会出现一种现象；极少数个别记者违法行为会招来被殴打，这是道德驱使下出现一种现象；模糊的媒体曝光权让采访者误解记者的批评报道，这是法律用词糊糊造成误解而导致的一种现象。在其它领域、比如工人、民工、农民等非记者群体身上，也会发生类似的被殴打事件。用普适性的理由来解释记者被殴打的原因是把原因抽象化、泛化。如满足于这种抽象化、泛化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就在满意虚荣中“逍遥法外”。问题依然是存在，悲剧还会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一次次的上演。只有寻找到真正的原因，对症下药，即使最经济实惠的“药”也能起到奇迹般的疗效。
而当记者挨打普遍化，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时，这种现象本身就隐含社会运行中某种内在性的缺陷，因此，它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密切关注。笔者认为，新闻舆论监督制度设计的内在缺陷是记者“屡次”被殴打的现实土壤。
记者常以一篇批评稿引起领导批示而自豪，揭露的问题也因领导的批示而得以迅速解决，而且批示的级别越高，问题解决速度越快。这种方式就是大家熟知的记者揭露、领导批示、被批评者整改的新闻舆论监督模式。这种监督模式打死了不少苍蝇，挖掉了许多社会垃圾，推动了社会进步。但是，这种模式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当新闻舆论监督到领导者时、当领导未注意到记者的批评稿或注意未批示时，舆论监督的双重力量也就仅剩下了道德谴责的软力量；而失去行政机关、公检法部门支持的硬力量，道德谴责的软力量的效果在强大的非法利益集团面前也将大打折扣，记者被打，扣留报纸、压制舆论监督现象必将时有发生。而当这种现象在公共领域传播时，其反面效果对新闻舆论监督、对社会风气、对政府形象的杀伤力是巨大的、潜在的、长期的、无形的。它会消解舆论监督者的信念和勇气，助长被监督者的嚣张气焰，让他们以“沉默”、“殴打”、“拒绝采访”、“收买报纸”等形式抗拒舆论监督，让舆论监督陷入尴尬、记者被打的悲惨境地。
在改革进入关键时期，社会问题重重的现实语境里，必须发挥新闻舆论监督积极功能，但又要遏制舆论监督环境恶化，记者被殴打现象的蔓延，因此，必须重新理性的审视舆论监督制度设计，找出其内在缺陷，加以修补之，完善之。而有效的官员问责制、整改机制能起到“亡羊补牢”功效。(稿源：红网)(作者：刘继忠)(编辑：杨国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