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我还是个充满血性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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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玉明

　　秋分时分，喜逢国庆五十五周年前夕，北京的天晶亮亮的，踩着黄沙沙的秋叶，走进地安门大街的一个部队大院，正向警卫打听着作家莫言住哪儿，左边窗上莫言已伸出脑袋在叫唤我的名字。

　　刚从美国返京的莫言，睡眼迷蒙，时差还没有倒过来，因为我当天要离京，他只能在梦 境状态中接待了我。

　　这就是莫言的家，既不豪华，也没有我想象中的书卷气，简洁、朴素得如同很一般的平民百姓家。他和我面对面地坐在一张吃饭桌旁，因为小小的厅里没有沙发。

　　莫言说自己是一个不善交际的人，在文坛混了二十多年，也没有几个可以谈文学的朋友。尽管这几年莫言在海外成了响当当的得奖专业户，已经出版的外文译本有四十多种，今年正在翻译当中即将出版的也有十几种，但他始终躲着媒体活得很低调。今年年初“笔会”曾计划发表一位浙江作家写的莫言印象记，莫言知道后坚决地拒绝了，他说：“我还是用作品说话吧。”事后莫言用送书的方式向我道歉，书的扉页上写道：“我内心还是怕上报，对我来说，蛰伏数年也许比频频露面要好许多倍，但往往身不由己，情面难却。谢谢您那么多电话。”看来我今天的访问仍然属于莫言先生的“情面难却”！

　　我喜欢像猎人那样捕捉躲在深穴中的高人，让真人露相。记者不就是要绕过被炒作的热闹喧嚣，去倾听从不张扬的智者的声音吗？

　　周：我读过你所有的作品，越来越好奇，你那么会说故事，怎么竟取了“莫言”这个笔名？

　　莫：我原名叫管谟业，把当中的“谟”倒过来就是“莫言”，激励自己少说话多做事。我是在文革压抑年代成长起来的。母亲教育我，能不说话尽量不说，言多必失。我家是中农，在夹缝中生存，一生坎坷，起了笔名有了重新开张的意思。以前痛苦的记忆太多，重新走向新的起点。

　　我不是一个自信的人，每写完一个作品就诚惶诚恐，不是怕批判，而是对自己不满意。最近我正在写新长篇，开了个头，依然是农村生活题材。21世纪的农村与我们当时的农村不一样了，过去看重的阶级成分已经一钱不值，现在的年轻农夫看重金钱、物质，对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的追求已不存在，但还是羡慕当权者，因为权职可以转变成物质财富。而我们这一代人受到的最大的伤害不是物质，而是受教育权利的剥夺……

　　周：在全球化的今天，你的作品已走向世界，塑造着我们民族的新形象。读你《檀香刑》、《四十一炮》等作品，让人们不断看到惊喜，就像这次奥运会夺金牌的刘翔。

　　莫：我的那几本小说不可能塑造我们民族的新形象。在改变“东亚病夫”形象方面，一万个作家加起来也比不过姚明、刘翔。

　　周：看你的小说，被你幽默的语言逗笑之后就想哭，我是怎么啦？翻译你的《酒国》、《丰乳肥臀》等小说的法国文学家杜特莱先生曾经说，翻你的小说直想笑，可见你的幽默在国外也能接受。

　　莫：你的笑过之后哭的感觉才对。我的作品不太可能给人提供快乐，因为我写的时候，感觉到自己时时沉浸在痛苦之中。我读过外国作品，几乎没有感觉到什么欢乐，感受到激动痛苦的时候很多。文学，不是为人们提供欢乐的。塞万提斯那部《唐·吉诃德》让许多年轻人大笑不止，但如果上了些年纪再读，就很难笑出来了。

　　周：我觉得现在的文学缺少真正的观察和体验。托尔斯泰写作时曾搞人口调查，人间真真切切的悲苦让他晚上边哭边写，现在的作家缺少观察和体验，更缺乏想像力。

　　莫：这次赴美是应79岁的聂华苓邀请去爱荷华写作中心，她已连续邀请了我三次，我知道去那儿写不了东西，去了16天，做了两次演讲，最大的收获是对国际写作计划有了一个感性的知识，对文学也有了一个很高的认识，来自各国的作家，尽管生活环境、语言不一样，但作家共同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那就是在语言夹缝里生存的困境。这样文学才显示出超阶级、超制度、超地域、超语言的共性，这是文学的内核。即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想像力的艺术（建筑自己的文学世界，向世人展示富有风格的人生态度），用语言的想像力来编造故事，调动人造的情节。想像力涉及心理学的问题，大脑中储存的联想、想像的过程也是回忆的过程，储存得越来越丰厚，想像力才能左右逢源，出神入化，出生入死。无论想像力再丰富也是无中生有，最后还是涉及到生活积累的问题，最后还是有中生有。亲身经历的想像力是连接的通道。一个小说家能创造形神兼备的典型人物，这才是作家根本的追求。说一千道一万，最后让人记住的还是你塑造的典型人物。鲁迅没有阿Q、孔乙己还是鲁迅吗？托尔斯泰等大作家都靠自己塑造的人物而活着。

　　周：你一辈子都在写农民，怎么会写不尽？

　　莫：我作为一个山东高密人，农民的后代，储存的就是高粱、水稻、北方的黄牛……想像力不那么神秘，是可触可感的。现在的年轻人的小说和我们不一样了，我们是饥饿的一代，他们是过剩的一代。他们是生活在高科技高信息的时代，电视、电脑、动画、变形金刚充斥着他们的生活，留在他们头脑中的东西与我们不一样。人的复杂心理过程是任何计算机难以比拟的，望尘莫及。

　　周：我看了不少年轻人的作品，感到他们受西方观念的冲击后，并没有形成自我，找到自我。

　　莫：有不少年轻人的作品还是很好的，单个看很不错，但放在一起就有问题，他们的语言风格是一致的，基本上都用一种腔调说话，这是一个要命的问题。一个作家怎样使自己的作品具有很鲜明的个性，在当今作家成群结队涌现的时代显得尤为重要，许多青年作家不爱写对话，这也是西方作家的特点，他们不擅长中国的白描。白描是要通过对话动作把人物的性格表现出来。西方就直接运用意识流来刻画心理。后者的难度其实比前者小。我认为，学习我们的古典小说就是学习写对话，扩大点说就是学习白描的功夫。这有点像初学书法者练习正楷。

　　周：在你的《檀香刑》后记中，你说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是一次有意识的大踏步撤退。但我感到你的创作在逆流行大潮而上，在寻找随时随地在流逝的民族文化。

　　莫：我所说的“大踏步撤退”，实际上只是一种感觉而已，是我对那些假先锋的反感，假民间的反感。我一向反感大词高调。一个写小说的，如果陷落在这些大词的泥坑里，那彻底毁了。当然，评论家可以这么说。评论家必须玩弄概念，而写小说的，只应该关心人物的命运、故事。我再强调一遍“大踏步的撤退”，实际上是说我试图用自己的声音说话，而不再跟着别人的腔调瞎哼哼。当然，这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能与西方的东西决裂，里面大段的内心独白、时空的颠倒在中国古典小说里也是没有的。在现今，信息的交流是如此的便捷，你要搞一种纯粹的民族文学是不可能的。所谓的民族语言也是不存在的。

　　周：你的名言是：我不是为老百姓写作，而是身为老百姓写作。我欣赏这样的写作心态，更欣赏你对浮名保持着良好的心态。我发现你是新千年后新闻暴光率最高的作家，尽管你永远在躲避。话剧《霸王别姬》，“热身诺贝尔文学奖”，日本大江健三郎的击节赞扬，到山东大学任客座教授，《今日世界文学》推荐75年来40部顶尖文学名著，你的《红高粱》入选，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年度杰出成就奖”等等，你从不炒作，而现今年轻人出一部小作品就四下托人写书评，叫卖声不绝于耳，浮躁之风毁了不少年轻人。你是怎么保持如此健康的定力的？

　　莫：我没有资格张扬。“热身诺贝尔文学奖”更是荒诞，这可不是体育比赛，还要热身。大江健三郎对我的夸奖，只是一个作家对同行的礼仪，没有媒体渲染的那般邪乎。《檀香刑》毁誉参半，有人认为是鲜花，有人认为是狗屎，都对。我有一群坚决的反对者，他们看到我的文字就反感，甚至不看到我的文字一听到我的名字就反感，而且这些人中许多很年轻，并不仅仅是老人。这个群体对我来说很重要，这说明我的写作触及到某些讳莫如深的领域，我的存在让他们很不舒服，这正是我的价值。当然也有许多知音，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地支持我。到山东大学担任客席教授，是真正的滥竽充数，我是有自知之明的。写了几篇小说，浪得虚名，自己心中知道自己能吃几碗米的干粮。至于美国那家刊物的排名，只能代表他们一家的观点，有多少好小说遗漏了啊。真实的我一直很自卑，农民出身，知道自己的“本钱”，狂妄不起来。当然我也反感那些写过几篇小说就忘记自己姓什么，就自认为是伟大的作家。这些作家本身养尊处优，口口声声说要为老百姓写作，其实，他们哪里能体会到老百姓的心情？底层的老百姓无法不悲观，无法不宿命。我常回老家，经常听说村子里出现了仙姑看病，许多老百姓都去看。你知道一个老百姓去医院看病的艰难吗？你见过有些医务人员可怕的嘴脸吗？你知道老百姓对某些不为民作主的官员的真实看法吗？你知道一个老百姓辛苦了一年能收入多少钱吗？但老是悲观、宿命也不行，为了活下去，他们发明了幽默，也就是苦中作乐。而苦难到了极端后，老百姓就要抗争，我说的不是造反啊，是不向命运低头的抗争，我们那儿有一个穷人，过年时家家都接财神，他却到大街上去喊叫，穷神啊穷神，到我家来吧，我们一起过大年！好玩的是这个穷人的生活从此发达起来。这故事中包含着很多意思。我的小说也有这种东西，而且写不尽这些东西。

　　周：爱看你的小说是因为你的语言独特，别人不可替代。

　　莫：对语言个性的追求是一种悲壮的奋斗。我的老师徐怀中的一句话我终生难忘，他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作家的语言是作家的一种内分泌。一个作家的语言风格与后天的追求当然有一定关系，但更重要的是，一个作家的语言风格与他所生长的环境和他的童年时期的经历是密切相关的。1985年韩少功写了《文学的“根”》、阿城写了《文化的制约》，实际上就是一种反思和觉醒。那时我也意识到一味地学习西方是不行的，一个作家要想成功，还是要从民间、从民族文化里吸收营养，创作出有中国气派的作品。

　　周：为什么中国缺少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作家？

　　莫：多半是因为我们缺乏怜悯意识和忏悔意识。我们在掩盖灵魂深处的许多东西。20世纪80年代一批年轻作家的自嘲式写作，敢于自己践踏自己，当时也让人觉得痛快淋漓。其实这仅仅是对流行话语的一种反动，对权威的一种消极反抗，也可以说是一种高级无赖。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充满血性的农民，在小说里有强烈的干预意识。我这种现实意识与农民、下层人、与老百姓息息相关，正义感很强烈，所以我说自己是作为一个老百姓在写作，而不是为老百姓在写作，这是一个重要的文艺观，但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写小说已经入迷了，写小说就像过大年，每天写每天过大年。我觉得年是儿童的节日，现在的年也不如过去的年了，因为有了电，把儿童的想像力扼杀了许多。我永远是正在成长的儿童。

　　周：你相信命运吗？

　　莫：这非常奥妙，许多科学家、艺术家最后都相信了宗教。一个作家应该向生活投降，不能躺在过去的记忆里故步自封，还要敞开心扉接受新生活、新命运的挑战。脑子永远绷紧写小说这根弦，那根神经永远处于兴奋状态。对生活保持一种警觉，像是一头随时准备捕捉猎物的金钱豹。好的作家是无师自通的心理学家。《罪与罚》完全是一部犯罪的心理教材。

　　周：你还没有回答我是否有命运的问题。

　　莫：这问题太玄妙，你应该去采访黑格尔。生活中完全相信命运那是堕落。上帝是鼓励人们去抗争命运的。贝多芬就是不屈服命运的斗士。

　　莫言一旦沉浸在叙述中，就有一种超乎寻常的状态。他对我说，时差尽管没有倒过来，与你这么一对话人倒是醒了。莫言的妻子端上玉米饼子和水饺、羊肝等家常饭招待我吃午饭。那玉米饼真香，莫言三口两口就吃完了，我问憨厚淳朴的莫言妻子，这饼怎么做的？她说是用玉米面和着黄豆面烘出来的，莫言从小爱吃这个。我要了两个玉米饼子准备当晚饭，莫言妻子说给你背上一点新鲜的玉米面吧，我说不了，我还得赶路去看刚动完手术的王昆，她住在十里河村的一个村委会对面，很远，我不认路。莫言帮我看北京地图，没找到，我打电话给王昆问路怎么走，我说莫言在地图上没找到，王昆扔出一句：莫言是文人！他不认路只认字！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