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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志辉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理论起点，不是各种历史事实的梳理与堆积，而是问题意识的观照。张锡勤撰著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稿》（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将自己的问题意识锁定在“中国向何处去”这一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文化史的核心课题上。该书就是在这一问题意识的统领下展开的。然而中国近代思想史关于上述问题的探讨，并不是在学院体制内的学术论争，而中国近代政治精英、知识精英面对中国近代化转型的转身忧思。在此，中国近代精英的“思”是一种“忧”———“思”。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把握，必须从此“忧”、此“思”入手方可。“忧”乃是中国知识分子秉承儒家精神传统而具有的对家国天下给予价值关切的“忧患意识”，“思”不是纯粹理性的逻辑推演或对先验意识的反思批判的“纯理之思”，而是基于“忧患意识”基础上的“忧思”———“实践理性”之“思”。因此，一部好的中国近代思想的著作，就不仅要表现出近代思想家们的所“思”，也要表现出他们的所“忧”，透过“思”与“忧”之间的内在张力，以再现中国近代的思想脉动。《史稿》通过对不同思想家生命历程与学思取向的刻画，极大地表现了中国近代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的面对近代社会转型的精神转身的愤懑、焦虑、尴尬与多变。如此地再现中国近代思想的转身忧思，并不是简单的历史回顾，而是作者自己内在精神忧思的灌注，因为作者认为，近代是我们的“昨天”。昨天思想领域的斗争同今天思想领域的斗争是息息相关的。作为转身尚未完成的我们，重温昨日的转身历程，就不再是一个单纯个人性的学术活动，而是与我们民族国家的思想脉胳紧密相连的。现代中国学术所缺的也许就是这样的一种直面问题的精神忧思。
面对中国的近代史，中国知识分子少有西方学人的纯客观的态度。华夏帝国的衰落和百年现代化历程的民族屈辱，导致现代中国现代学人面对近代思想文化很难有客观理性的态度。不仅近代思想家们的思想言论的极端情绪过重，甚至近代思想的研究者也多如此。然而，《史稿》虽包含内在的忧思，却充盈着理性的态度。通观全书，我们没有见到任何情绪化的修辞性语言。作者以一种近乎白描的手法，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历史娓娓道来。我们见到作者融深厚的学术修养和价值情怀于一体的沉潜平实的理性叙事。其沉潜乃在于作者确切的问题意识和对历史文献的梳理，其平实在于作者以中肯的态度展现近代思想家的历史风貌而不杂以个人的好恶评价。其理性并非指“实证理性”、“思辨理性”或“先验理性”，而是对社会历史人物的思想恰到好处的拿捏分寸的中道精神。对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史稿》中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中略见一斑。在《史稿》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娴熟运用，以及依据毛泽东有关论述对中国近代思想的把握。
